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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被誉为国家赔偿的母国，其国家赔偿制度最为完善。那么关于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怎么样呢？让我们来了解。我国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实施。那么何谓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法是指有关国家赔偿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除特别标明外）。可以从以下方面去了解：国家赔偿法是关于国家赔偿的法律规范，是一定范围内法律规范的总和，国家赔偿法中既有调整国家与受害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也有如何实现上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程序规范。

　　大概了解了国家赔偿法的定义，接下来了解的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责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没有归责原则的指导，赔偿原则是难以形成的。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确定，解决了以何种依据确定国家对侵权损害负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归责原则是本文的讨论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目的是想多了解我国目前归责原则情况，发现存在问题，然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是确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接下来了解我国对归责原则都有那些规定。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责任原则。违法责任原则作为过错原则中的一部分，是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过失，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之所以选择违法责任原则是与我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有联系的，同时也受到传统观念的左右。所谓违法责任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范围和国家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力关系的态度。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借鉴国外赔偿制度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违反责任原则作为主要归责原则，体现了我国的价值取向。违法责任原则的特点有：第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性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第二，违法责任原则排除了合法行为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第三，违法责任原则将各种法律责任的承担及其免除联系起来。第四，适用违法责任原则并不否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是违法责任原则的特点；表面看来其实没什么，可是如果细细想，确实有些问题值得去考虑的。


　　从一点点去看吧， 那么，是否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害者都可以获得应有赔偿呢？


　　答案是否定的。“违法”仅仅是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国家赔偿是否成立还需要具备四个构成要件：1、侵权主体必须是执行国家职务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职务行为主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违法行为；3、必须有具体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事实存在；4、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除此之外，请求人还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提出赔偿申请。由于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的设置不可能全部具体化.个别化，再合法与违反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空间，所以什么是“违法”在立法上未作解释，现行法律对于责任构成要件没有具体、明确、清晰的界定，而且在实务操作中侵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常采用的标准是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加上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不完备，存在着诸多盲点和空白，以至于《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给相关的侵权机关相互推诿、搪塞、拖延提供便利条件，造成许多赔偿案件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立案，拒绝受理。因为公务过失不一定是违法，也不必承担责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依旧屡禁不止，受到冤屈的公民想得到应有的国家赔偿依然寸步难行，严重地损害了法律尊严和政府形象。


　　国家依据什么原则承担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一部国家赔偿法的精神实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似乎都大过其他的权力，就体现了以行政权主的国家。所以，在政府如此“高大”的门坎面前，大部分受害人望而生畏，很多人都会明白是很难打赢的，“明智”地选择弃权。当然，有的人会不惜任何代价，置身家性命而不顾也要向政府讨个说法，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赔偿案件如此的少，国家赔偿基金备受冷落的原由。据统计，199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2281件，受理的赔偿案件仅为35件。这样看来的话，《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归现原则明显背离了保护弱者的公平原则，事实上有意无意对违法行使职权者形成包庇和纵容；就失去了本该有的意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法规规定得很好，可是实施起来就好像纸上文章了，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要解决国家赔偿案件问题，使受害者获得简捷、全面的国家赔偿。我们国家还要做的问题很多很多啊 ，以下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第一、有必要改变现行的归责原则，适用违法责任原则应以其他归责原则为辅；也就是说: 采用违法原则为主，无过失原则为辅的混合归责原则。只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造成事实的损害结果，不论是否违法或有无过错，受害人若能够提出初步证据，证明其损害结果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所致的，相关的国家机关就要给予立案受理，侵权的国家机关若无法提出反证，则根据案件确认的性质给予赔偿或补偿；


　　第二、有必要对违法的外延和内涵进行细化，扩大解释。违法不仅仅是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凡应遵循一定法律原则而不遵循的事实上的职务行为应认为是违法，它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人权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尽合理注意原则等等。唯有扩大归责原则的外延和内涵，加大对侵权机关的威慑力，遏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作为或不作为，才能有效缓解受害人状告无门的苦况。


除了以上的看法外，本人还想对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提一些看法：


　　一、《国家赔偿法》对赔偿适用范围所作的界定是非常狭窄的。现行国家赔偿制度将立法赔偿、抽象行政行为、公共设施管理、间接损害、精神损害等一律排除在外，造成受害人无法获得公平、合理、等价的国家赔偿，这是一种显失公平，因此，可以从这几方面去改善：


　　1. 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损害不予赔偿的原则不应该是绝对的。对于立法赔偿可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鉴于全国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比较严谨的立法程序，不大可能出现违宪，且涉及面广泛，可明确规定豁免国家赔偿责任，以维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避免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对于那些地方性的法规、决定、命令等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予以赔偿。由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均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国家赔偿的适用范围应该突破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束缚，允许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2. 在国外，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在国家赔偿法中均有这方面的国家负赔偿责任规定。本着公平、合理、效率的宗旨，公共设施管理有瑕疵应尽可能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畴。因为相对于普通行政主体及民事主体而言，国家总的财政承担能力要强，受害者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会比较简捷、有一定保障。如果受害者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普通的受害者将处在弱势的地位，可能在耗费大量的精力后赔偿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然，为了避免过于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政府可制定较为完备，可操作性强的追偿制度，通过行使追偿权，向负有责任的被授权组织或企业追索损失，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各方面的责、权、利。对于私有化经营的公共设施管理有瑕疵，则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


　　3. 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确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基本上排除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害，这无疑是一种最为保守的规定。间接损害是指可以预期得到的利益的损失。精神损害是指对公民和法人的人格的侵害。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将来必然发生的损失或由此引起精神上的失常和痛苦，如果排除在国家赔偿之外，根本无法弥补受害人所蒙受的苦难。对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应在《国家赔偿法》里体现。因国家侵权造成的损害，精神损害大于物质损害。一个人被关了10天，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害要大得多。


　　二、目前，我国存在一种合法"错拘、错捕"现象。在诉讼程序中，极个别被临时拘役的人被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期间其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但是，在其提起国家赔偿请求时，公安机关往往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法院往往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还出现了一些情况是：公安机关受破案的压力，先抓人，发现抓错了，然后再去找其他罪名强加给公民的现象，这样即时公民告上去，自然也没理由可以胜诉的。如此看来，《国家赔偿法》仅以违法来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无过失行政行为造成的伤害，受害人得不到赔偿。以后立法应该注意到无过失行政行为造成的伤害的，应该得到赔偿；而且个人所遭受的损害，是为公共利益付出的特别牺牲，理应由国家赔偿。


　　三、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因此我们应该多吸收外国优秀成果，象法国就值得学习；这样来完善自己，赈灾达到立法维护人们利益目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很多难以操作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多积累经验，找出解决办法，为更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做贡献。


关于大田法院人才工作的调查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　方丽萍
　　
　　近年来，大田法院在抓好审判工作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力度，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和人才支持。但法官队伍现状离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在人才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才工作，推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全面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为此，笔者对大田法院的人才工作进行了调查，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今后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一、人才情况现状
　　（一）年龄结构。该院编制人数77人，行政编制70人，事业编制7人。实有人数69人，其中法官45人，书记员11人，法警5人，工勤人员8人。（1）35岁以下的共21人。其中，法官6人，书记员11人，法警1人，工勤人员3人；（2）35岁至45岁的共38人。其中，法官30人，法警4人，工勤人员4人；（3）45岁以上的共10人。其中，法官9人，工勤人员1人。法官的平均年龄是40.4岁，而且集中在35岁至45岁之间，最年轻的法官是33岁；法警平均年龄是37.8岁；书记员平均年龄是26.9岁。
　　（二）知识结构。现有干警职工进院前的学历情况：（1）法学类本科生3人，法官1人；非法学类本科生6人，法官5人；（2）法律专业专科生5人，法官4人；非法律专业专科生12人，法官9人；（3）中专生15人，法官8人；（4）初、高中学历28人，法官21人。
　　通过在职学历再教育后，知识结构有了提升：目前，该院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共有67人达到法律专科以上学历或同等法律学历，占全院干警97.1%。其中法学本科学历增加15人，使全院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达到22人，占全院干部61人的36.1%（其中法官19人，占法官人数42.2%）。现在正在就读法学本科学历47人（含已取得党校函授法律本科和其他本科9人），其中法官29人（含已取得党校函授法律本科和其他本科8人），到2005年，该法官将有40人达到法学本科学历，占全院45名法官的88.9％，本科学历的法官人数有了较大提升。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高素质人才短缺。通过在职法律本科学历教育，该院的法官队伍学历层次有了很大提高，到2005年可达到88.9％。但由于目前各种学历教育质量要求不高，法官的法学理论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既能快办案、办好案，又能总结好审判经验的法官为数不多，很难达到法官职业化要求。
　　（二）法官队伍断层。法官的年龄多集中在40岁左右，法官年龄段和书记员年龄段形成明显的落差，书记员的年龄多还在30岁以下，年轻的干警都集中在书记员行列。23－32周岁的没有一人具有法官职务，出现十年的断层。原因是：一是法官法的颁布实施和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严格了法官的任职条件，必须通过司法考试；二是山区基层法院补充干部很难招到法律本科人才。自1995年以来该院补充的17名干部，除分配的3名选调生外，通过公务员考试补充的14名没有1名具有法律本科学历。
　　（三）人才流失严重。1997年以来，共有8名干部调离该院。其中审判员以上的6人（中层副职领导干部以上的4人），占调离干部的75%。在调离的干部中，有4人是由组织部门调往乡镇党委和行政机关任职；另外4人则由其本人申请调往沿海法院或行政机关工作，其中1人为2000年中国政法大学选调生。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该院干部调离的类型有三类：一是组织调动；二是个人申请调动到沿海法院工作；三是个人申请调动到行政机关工作。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基层法院干部政治发展难。这不仅受职数的限制，而且受政治发展的过程限制。目前基层法院科级干部配备仍然按1：2比例进行配备，而且法院干部的政治发展一般要经历“书记员－助审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审判员－副庭长－庭长”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目前该院科级职数只有4个，却有7名中层正职（或主持工作的副职干部）和1名审判委员会委员还没有解决科级待遇。二是山区基层法院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差，难以落实从优待警政策。
　　（四）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目前，该院一线办案法官26人，仅占法官总人数的57.8％。从2002年到2003年度的个人结案情况看，年办案达百件的法官只有2人次，且结案类型基本是适用简易程序型案件，其他法官办案件数从个位数起到几十件不等，没有突出的审判业绩。
　　此外，由于身体等各方面原因，部分法官不能适应现有的岗位或更艰苦的岗位需要，以及个别同志存在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执法不严等现象。
　　三、对法院人才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落实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严格执行法官法。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宪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中却有很大的差距。以基层法院为例，按宪法规定“一府两院”，法院应与政府平级，同为正处级单位，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同受同级人大监督，而实际上，基层法院仅为正科级单位。同时，法院干部又参照公务员管理，而法院干部政治上的进步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是法院干部政治发展难而且空间小，难以留住优秀人才，制约了法官职业化道路的进程。因此，建议落实好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严格按照法官法对法官队伍的管理，不同的法官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以有利于法官职业化建设。
　　（二）加强领导人才建设，形成强有力的人才骨干力量。继续坚持对政法领导人才的特殊要求，严格政治标准，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好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继续推行领导人才任职资格考核办法和竞争上岗制度，突出能力，用业绩选人，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业务骨干人才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法官是高度专业性的职业化群体，要必备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的法律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才能驾奴错综复杂的案件，这就要靠系统的法学教育及在此基础上的终身教育。在目前基本上完成学历教育后，必须加强能力型培训。要坚持把领导人才、业务骨干人才作为培训重点，优先予以安排，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坚持创建“学习型人民法院”活动，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良性机制；坚持以弘扬职业道德为核心的法官文化，提高文化品位，陶冶干警情操；坚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改变培训形式，通过开展轮岗锻炼、实战训练、岗位练兵和上级法院组织的专项业务培训，整合现有人才资源，培养大批业务能手和岗位标兵；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把业务培训作为上岗、任职、晋升的必要程序。
　　（四）深化分类管理，建立人才队伍优化配置机制。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的准入资格、岗位素质条件和职责任务，优化各类人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要疏通“出口”渠道，对不适应在法院工作的人员予以清理，以纯洁法院队伍，促进法院队伍建设向前发展。
　　（五） 进一步提高对人才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努力形成促进人才工作大发展的良好氛围。继续在广大干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加大做好人才队伍建设的宣传力度，牢固树立“政法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的观念。继续推行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切实把人才工作摆到应有位置，列入议事日程，搞好组织推动。继续坚持不懈地狠抓落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