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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缓，即“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在死刑执行上的独特创造，这种制度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1]这一刑罚制度，从建国初期之首创，到“79刑法”之确立，后经“97刑法”之修改，再到刑法修正案（八）之完善，历50年司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刑罚制度确具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本文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刑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死缓”制度之首创及其刑罚意义

　　“死缓”作为中国刑法的重要刑名和刑罚制度，是由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来的。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运动）。但由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为制止这种倾向，毛主席在1951年4月30日特别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会丧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同年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2]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罚制度，从刑罚的角度看，既为古今之独创，亦为中外之首创，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死刑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素有重德慎刑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继承发挥，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狱政思想，先秦时期的《舜典》载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文字，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损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古代推行仁政者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政治清明，而且善待子民，推行一条“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狱政思想。他常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但选公正善良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且规定：“凡大辟（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之。如此，方能避免冤狱滥刑”。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为29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3]深通历史的毛泽东对上列法治史实一向推崇备至，因而“以史为镜”，首创出“死缓”这一死刑执行制度，保证了“少杀慎刑”的刑事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从社会角度看，新中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社会建设，在这种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讲，“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丧失劳动力”。而且，按照历代惯例，凡新政权之建立，必将“大赦天下”，以此获得民众拥护。倘若杀人太多，正好给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煽动借口，导致人心涣散。从政治角度看，一个新政权之成立，应当展示全新的执政方式，杀人则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故应十分慎重。既要判处死刑，又能将大部分死刑犯不执行死刑，这其中必须寻求一种解决途径，“死缓”则是唯一的选择。从法律角度看，新政权刚成立，国家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法治尚在摸索之中，很多司法工作靠相关政策引领，往往难以把握。毛泽东面对当时的情况，只有将其批示的内容以中央的决定予以发布，虽属于政策性指令，但却具有最高的政策效力，全国必经坚决执行。如此，迅速纠正了“镇反”中的倾向，使不少死刑犯通过缓期执行之考验改造成新人，成为国家需要的部分力量。

　　二、我国刑法有关“死缓”的几次修改

　　我国刑法之雏型，当属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71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21条）。这种刑法性单行条例，仅就“镇反”事宜进行规定，与之后的“三反五反”的专项整治规定同类，不具有刑法典之属性，而且没有涉及“死缓”方面的内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总则和分则，共13章192条，可称作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并同时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显而易见，“79刑法”确立“死缓”制度，基本贯彻了毛泽东1951年的批示及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精神。为更具体处理“死缓”事宜，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这种立法上的依表现、分层次的制度安排，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操作适用性。

　　第一部刑法施行18年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由13章调整为15章，由192条增至452条，因而被称之为“97刑法”。涉及“死刑”制度的问题，内容虽未增加（反而由五条减至四条），但内容却有较大变化：第一，死刑的适用对象由“罪大恶极”变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修改标志着死刑适用对象由政治口号式标准向刑法专业性标准的转变；第二，取消了“79”刑法规定的“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条款。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行刑方法也应当变化，不能只限定为“枪决”一种执行方式，还有“药物注射”等方式更为简便经济；第三，“死刑”的相关用语发生变化，如“确有悔改”改为“没有故意犯罪”；“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改为“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等，这几处改变，对比中可以显见：前者不好把握，后者易于掌握，前者表述不够准确，后者合于刑罚原理。修改的趋势让人直觉到，“死缓”制度越趋规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对“97刑法”进行第八次修改，称之为刑法修正案（八），内容涉及数十个条文的增加和改动，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话讲，修正案（八）有“五个前所未有：即修改的内容之多，创新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修改刑法总则又修改刑法分则的做法前所未有；既有增量，又有减量的修改前所未有；对刑罚种类、刑罚制度的修改力度前所未有；体现的民主程序、公开程度前所未有”。[4]涉及“死缓”内容，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规定：“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一款）。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判刑”（二款）。也就是说，在刑法第五十条分为两款，在第一款中的明显变化为：减刑的时间延长，即在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由原来的“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变成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第二款中，增加了“限制减刑”制度，即凡属累犯及八种严重犯罪的执行死缓之人，人民法院有权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限制判减刑，这是“死缓”制度新增的两大内容。也是修正案（八）对“死缓”问题的两大亮点，为过去所没有。

　　三、关于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死缓”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如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内容，一是延长了死缓罪犯减刑的幅度（刑期），二是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现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关于重大立功表现的死缓犯延长实际执行刑期的问题。即由原来的“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改为“二十五年”，其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张军副院长认为：延长部分死缓犯的实际执行刑期，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大对死缓犯的惩治力度，而是为了有效解决我国过去刑罚结构所存在的死缓实际执行刑期相对偏短、死刑与死缓的严厉程度未能有序衔接的问题，从而为不是必须判处的死刑立即执行设置既为改造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所必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替代措施。必须深刻领悟这一立法精神，从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死刑政策的角度，正确理解和适用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5]而按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形象归纳，叫做“死刑罪减十三，死缓犯要多关”。意指修正案（八）一次取消了十三种严重犯罪的死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死刑犯要多关”是指按刑法修正案第四条修改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即使不属于限制减刑的情形，在缓期执行考验期满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也明显延长。一种是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再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必须减为二十五年，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下，也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上。按照有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罚二分之一的规定，该罪犯从减为有期徒刑之日起，在监狱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二种是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直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于过去的规定，现在的死缓犯无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实际执行的刑期都比过去明显延长。体现了刑法对重刑犯的严厉处罚，促进了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在严厉性上的衔接。[6]

　　2、关于“死刑缓期执行”中限制减刑内容的理解。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最大亮点是新增“限制减刑”的规定，愚以为这从立法上确立了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刑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要求，且有十分重大之意义。[7]但张军副院长认为，对死缓犯限判减判的规定，总体上应当把握限制适用的精神。如果判处死缓不限制减刑，也可以做到有效制裁犯罪，保证裁判效果的，就不需要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押。[8]笔者认为，在死缓犯限制减刑上，应注意重点把握两点：

　　第一，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实体条件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包含了三种实体情形：

　　一是累犯限制减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由于累犯体现了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故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处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可见，死缓犯作为判处重刑之罪犯，一旦构成累犯，必当从重惩处。

　　二是七类严重犯罪判处死缓的限制减刑。修正案（八）规定，凡判处死缓的罪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因为，实施七种犯罪之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不宜立即执行，但作为限制减刑的条件是完全符合刑罚精神的。

　　三是犯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创的一个刑法术语，原刑法没有规定，仅第八十一条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争议，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严密程度可分为六种：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我们在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时，对这一有争议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为宜，典型的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9]

　　第二，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适用限制减刑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条文内容的重大修改，是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反复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的，体现了立法的人民性和科学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都只有在得到有力的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才能真正发挥良法之功效。因此，对于死缓考验期间的限制减刑这一全新的立法规定，不仅应当深入学习理解，而且还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方能保证立法的新内容落到实处。目前，限制减刑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理论界一般倾向于以下三大原则：[10]

　　一是“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是刑事司法工作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对于该条规定，法界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11]按照已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规定了三种案件，判处被告人死缓的，才可以考虑限制减刑，除此之外的情形，判处被告人死缓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此规定之精神，限制减刑应当仅适用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又偏轻的案件。按照新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在法律用语上表述是“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而没有规定“应当”，这给法官对“1+8”（累犯加八种严重犯罪）之死缓犯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创设了灵活适用法律的空间。

　　三是有利于严格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从立法目的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是为进一步严格执行死刑政策创造条件，即通过延长部分死缓犯实际执行期，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严厉性，改变以前“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执行不平稳现象，又可避免产生“生刑加重刑罚”的误解。凡是单纯判处死缓已经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能够实现裁判结果的案件，绝不应该再限制减刑。只有对于以往本可以判处死缓，但因死缓的惩罚力度不够，进而不得已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今后由于有了限制减刑制度，能够有效制裁犯罪，才可能考虑在判处死缓的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注释

[1] 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的规划（2008年至2012年）》的通知
　　　
工商标字[2009]2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各司（厅、局）、各直属单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的规划（2008年至2012年）》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章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的规划（2008年至2012年）

　　

　　商标作为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开发和利用商标资源，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标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标法律制度，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商标注册和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商标注册和管理理论，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商标注册和管理人才队伍，取得了商标注册申请量世界第一、商标注册申请审查量世界第一、有效注册商标量世界第一的显著成绩，成为世界第一商标大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大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商标资源促进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形成一批拥有驰名商标、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实现我国由商标大国向商标强国的转变，2008年初，国家工商总局明确提出了商标注册与管理工作要实现“三五目标”的工作思路，即三年（2008年至2010年）解决商标注册审查及评审积压、五年（2008年至2012年）使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

　　2008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69.8万件，审查商标注册申请75万件，8年以来首次实现商标注册审查量超过当年的商标注册申请量。2009年，我国商标注册审查量于9月15日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0.5万件，并带动商标注册申请量创历史最高，预计全年将达80万件。“三五目标”实施两年来，解决商标审查和评审积压问题取得历史性突破，从根本上扭转了商标工作的被动局面，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为进一步明确未来三年商标工作的方向和具体任务，确保2012年使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大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总结我国商标工作取得的成就，充分借鉴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坚持“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维权、监管与执法”的“四个统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商标法律法规，提高商标审查、评审质量和效率，加大商标保护力度，深化商标信息公开工作，提升社会公众服务水平，全面推动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工作，力争到2012年使我国商标事业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达到国际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相结合

　　从商标工作发展的全局出发，既要着眼长远，加强基础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又要兼顾当前，着力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坚持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从商标工作发展的现状出发，既要注重整体规划，明确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的具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又要注重分清主次，先后有序，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

　　——坚持权利保护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从商标工作发展的本质出发，既要保护商标专用权，维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持求真务实与创新发展相结合

　　　 从商标工作发展的规律出发，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务实的态度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也要以创新为指导，大胆拓展思路，开创商标工作的新局面。

　　——坚持以我为主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从商标工作发展的趋势出发，既要立足国情，认识到商标工作与国外先进国家存在的差距，也要以我为主，有选择地吸收国外商标事业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

三、规划目标
　　——完善现行商标法制，建立先进、完备的法律制度。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充分利用当前国际上先进的立法技术和理念，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成熟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国情，修改《商标法》和与之配套的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我国的商标法律制度能够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新形势。

　　——创新商标工作机制，实现商标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为指导，从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的各个环节入手，更新工作理念，拓展工作职能，规范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商标工作长效机制。

　　——提升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能力，全面提高公众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商标确权机制，建立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商标审查和评审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商标注册审查周期控制在10个月以内、商标异议裁定和评审审理周期控制在20个月以内，不断提高商标审查和评审质量；创新商标注册管理工作体制机制，为实施商标战略提供制度化保障；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我国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轨制”的独特优势。

　　——提高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引导企业主动培育和认定驰名、著名商标，利用驰名、著名商标吸纳、聚集、组织社会资源，重组并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拉动国内外消费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一批商标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全面推进商标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在努力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硬件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商标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透明度，用高科技的手段实现高效能的商标注册和管理，全面拓展商标电子政务的广度和深度，确保商标注册电子申请比例达到全部商标注册申请的85%，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和商标注册申请的电子互动。

　　——培育一支专业、稳定、多层次的商标干部队伍。根据“四高目标”的要求，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为基础，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管理为保证，建设一支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高素质商标干部队伍。

四、实施措施
（一）加快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律制度
　　抓紧《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认真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给商标法律制度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完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商标工作机制和体制，进一步促进我国商标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商标法制环境，使《商标法》在简化和完善程序、方便商标申请人、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加强商标代理机构监管、解决驰名商标有关问题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抓紧《商标代理条例》的立法工作。探索建立健全商标代理行业协会自律制度；创新监管方式，考虑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以实现对代理组织的动态监管；加强对商标代理人培训，提高代理人办理各类商标业务和处理纠纷的能力。

　　抓紧制定、修改与《商标法》配套的各类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商标法》修订后，要尽快出台与之配套的《商标法实施条例》；适时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特殊标志等现行规章进行修改；适时针对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出台规范性文件。

（二）建立完整、高效的商标审查和评审工作机制
　　建立商标注册审查员轮岗制度，使其熟悉商标审查工作的全部流程，达到一专多能、全程审查的国际水准，从根本上提高审查员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素质；适时引入一标多类、申请分割、审查意见书等制度；建立并完善商标审查、复核、审核的三级审查工作机制。

　　适时推行开庭审理，设立案件审理委员会负责讨论复杂疑难和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设立合议组负责审理双方当事人的案件，设立独任评审员负责审理驳回复审案件；增加当事人和解程序，在驳回复审案件中采取同意书制度，鼓励复审申请人征得在先商标所有人同意；在双方当事人案件进入实质审理程序之前，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协商期限。

（三）保持合理、稳定的商标审查和评审周期
　　对商标注册申请发展的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及市场主体类型、数量的变化情况，准确了解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对商标审查和评审的具体需要，对商标注册和评审申请量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并根据预测情况统筹安排商标审查和评审力量。

　　加快商标审查和评审速度，缩短商标审查和评审周期。在坚持商标审查和评审绩效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调整、加强商标审查和评审一线力量，细化审查和评审流程中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限，确保将商标注册审查周期控制在10个月以内、商标异议裁定和评审审理周期控制在20个月以内。

（四）完善商标审查和评审质量管理体系
　　积极探索参照ISO9001体系,通过对商标审查和评审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控制，建立完整的商标审查和评审质量管理体系。强化商标审查和评审质量管理，提高全员质量意识，加大商标工作信息公开的力度、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商标权利人提供更加有力的保护，提高社会公众对商标审查和评审工作的满意度。

　　全面确定商标审查和评审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确立质量目标，形成质量手册。在商标申请受理、注册审查、异议裁定和评审案件审理等业务流程中全面实施质量监控，制定相应的质检标准，并将质检标准、质检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开；根据业务性质及人员水平，形成科学合理的确定抽检（查）范围和抽检（查）比例的工作规程；加强廉政风险管理，对商标审查和评审的各个岗位和相关人员施以有效监督、严格责任；将商标审查质量抽检合格率提高到99%以上，评审裁决被起诉量与裁决总量的比例控制在5%以内，商标行政诉讼的胜诉率保持在85%以上。

（五）进一步加强商标行政执法
　　明确行政职能，加强执法力量。进一步明确职能，健全执法机构，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做到商标监管与发展、与服务、与维权、与执法的统一，切实保护中外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众放心的消费环境。

　　统一执法标准，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统一商标行政执法法律适用标准，加强商标行政执法人员对法律知识、业务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切实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密切与公安、海关、版权、专利等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强沟通和联系，形成执法合力，完善跨部门商标执法协作机制。

　　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行政指导。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商标行政执法机关的指导及与商标权利人的联系，鼓励企业建立维护商标权益的机构，健全商标权自我维护网络，构建以自我保护为主体、行政和司法保护相结合、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商标权益保护体系。

（六）加强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的注册和保护
　　加强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审查工作。继续坚持并完善地理标志注册申请单独排队、提前审查的 “绿色通道”，使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推行地理标志工作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继续将地理标志注册申请材料目录、范本以及已注册地理标志名录等信息在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加大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注册、管理与保护工作的力度，积极引导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注册，大力推行“公司+商标（地理标志）+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进一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商标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中的作用。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商标富农”工作经验。

（七）加强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启动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有关立法工作。从完善认定程序、细化认定标准、明确部门职责、强化事后监管的角度，修改《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全面完善驰名商标认定工作，确立驰名商标的认定和退出机制；将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纳入《商标法》的范畴，按照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的原则，进一步统一认定标准、规范认定程序、完善监督体系，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制定著名商标认定规则和程序，使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工作尽快做到有法可依。

　　大力开展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培育和发展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向企业普及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申报渠道和程序的宣传工作，并结合实际制定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培育和发展规划，按照“培育一批、扶持一批、推荐一批”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培育引导措施，建立起衔接紧、后劲足、实力强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创建梯队，保证重点目标重点培育、重点突破，形成环环紧扣、层层递进的创建格局和工作态势，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发展和培育的基础工作。

　　继续强化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保护力度。在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中将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作为重点予以保护，通过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及宣传工作，使公众广泛了解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法律意义，从根本上有效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有力地保障公平竞争、统一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切实加强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公益宣传。通过媒体公益广告、社会公众宣传等形式，调动行业协会积极性，向全社会普及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相关知识，切实提高国内外消费者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和信任，充分发挥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对产品和服务的指示性作用。

（八）不断加强商标人力资源的建设和管理
　　积极探索适应商标审查和评审工作特点的干部管理机制和辅助人员管理机制。努力推进商标审查、评审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稳定商标审查、评审人员队伍，提高商标审查、评审效率；努力健全完善商标审查、评审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根据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积极探索研究建立奖惩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进一步充实基层商标行政执法力量。要加强队伍建设，尤其需要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财政支持方面加强基层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要大量充实基层商标执法部门的力量，注意选拔和配备熟悉商标工作的干部，形成一支稳定、精干、高效的商标基层执法队伍，切实提高执法效能。

　　建立有利于商标工作人员成长的培训机制。加强对商标工作基础理论和现实商标业务的前瞻性研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作用，加强商标工作人员培训；加强同知识产权审判机构、高校商标教学研究机构、商标法律服务机构、企业商标管理部门之间工作交流，提高商标工作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和省级商标人才库和专业人才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商标工作人员与地方商标行政执法人员双向短期挂职交流制度；积极组织商标工作人员赴国外培训。

（九）全面推进商标工作信息化建设进程
　　继续加强“中国商标网”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商标网”作为商标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及时发布和更新有关的商标信息，保证网上信息及时、准确、完整、真实；实现网上公告、网上查询、网上申请和网上付费，确保商标注册电子申请比例达到全部商标注册申请的85%；逐步将网上申请业务种类由目前只接受部分商标注册申请扩展到变更、转让、异议、评审等业务类型；逐步实现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商标注册申请人及后续业务申请人的双向电子互动，全面提高商标注册、管理与保护自动化水平。

　　建立高度智能化的商标审查和评审系统。努力实现商品分类的标准化和智能化，为扩大网上申请的范围和幅度创造条件；深入研究包括商标图像识别在内的更先进和效率更高的商标审查相关算法；建立以驳回复审网上申请为主要内容的评审服务系统；建立以提高效率和保证质量为目标的商标评审辅助系统，即建立商标评审流程管理系统、实现评审案件审理程序信息化、建立评审案件审理参照体系（典型案例库）、建立评审裁文分类库。

　　适时研发工商系统内部商标业务专网。实现商标数据库和企业名称数据库的连接整合；建立覆盖全国的商标案件数据库；构建商标申请人、代理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定牌企业的自行申报及网上公布系统；建立工商系统内部商标综合、办案文件的办公流程；建立与商标相关的法律文件数据库。

　　加强商标档案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科学管理方法，解决商标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安全存放问题，建立以电子为主、纸件为辅的准确、完备的商标档案系统，实现商标档案管理手段现代化、档案资源信息化和档案利用科学化。

（十）大力提高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水平
　　深化政务公开，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信息公开责任意识，充实总局商标政务信息窗口的服务内容、完善服务形式、提高服务水平；研究分析并依法发布权威商标信息，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进一步推进基层商标执法政务公开建设，结合信息化要求，积极推进商标行政执法文书网上公开试点进程。

　　进一步规范商标咨询服务。提高专职接听咨询电话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逐步建立更加完善的对外服务应答机制，并就公众咨询频率较高的问题整理成书面答复口径在网上公布，进一步方便社会公众。

　　积极开展商标权质权登记，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创造性地开展企业帮扶工作，积极支持企业将商标与金融等手段紧密结合，实现商标无形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十一）积极开展商标文化建设
　　努力营造尊重和保护商标权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拓展网络等宣传新渠道，强化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商标意识，正确引导舆论，加大执法成果的正面宣传，全面树立我国政府保护商标专用权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高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充分提振企业运用商标发展壮大的信心。

　　广泛开展商标普及教育。推动建立商标人才培养基地，支持高等学校开设相关商标课程，开展商标研究，将商标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配合制定、实施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计划，将商标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重点培养企业急需的商标管理和中介服务人才。

　　建立商标博物馆，加强研究和宣传工作。征集、典藏各种珍贵商标文献及典型商标，大力丰富商标博物馆的馆藏内容；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商标专业人员研究商标档案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法律价值；定期举办商标专题展览，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十二）不断加强商标国际交流与合作
　　努力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我国在商标领域的国际地位。继续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及有关国家（地区）商标主管机关的交流与合作，参与制订与修订商标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有关议程，参与国际商标领域秩序构建，增强我国在国际商标领域谈判的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充分利用多、双边商标领域合作机制等形式，保护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合法商标权益，为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商标保护国际环境。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鼓励、支持我国企业实施商标“走出去”战略。加强商标国际注册的宣传、培训和指导工作，全面及时掌握商标海外注册与保护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培养建立熟知商标国际法律制度的人才队伍，增强国内申请人商标国际注册意识，切实提高国内企业海外商标注册数量，支持企业在海外不断提升中国商标的形象；充分发挥政府及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发挥行业协会优势，调动企业主动维权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商标海外维权和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