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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看到，每一次安乐死问题的提出，都是伴随着某个人正在处于剧烈的痛苦中或垂死状态，维持他这样的痛苦的是“人道”的医生，在用如金子一般昂贵的药液，一点点输入他的躯体，换来的是他得以维持这个让他痛苦到想放弃的生命。而这些换来的唯一好处，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舌之快和道德家伦理家医学家哲学家们一篇篇重复烂臭的文章。安乐死问题，犹如一艘小船，不要妄想一次次把它投到人们的口水中，就可以把水压下去，它始终承载着痛苦浮在水面以上。那些想要安乐而去的人，大多数只能在喜欢施虐又愚昧自私的人们的玩味中痛苦而去，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们的面孔也依然扭曲。应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何必呢？何苦呢？生死就那么难吗？
　　 据说安乐死这个词汇是源自希腊语，是幸福的死去的意思。能幸福的死去，何尝不是一件快事？可发明这个词的地方并没有实行它。因为害怕，因为争议，因为懦弱，人类的大部分地区都不能不敢实行安乐死，而只是讨论它，似乎它的价值只在于讨论。美国俄勒冈州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地方。自这项法令1997年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正在仿效俄勒冈州制定类似的法令。而真正全国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瑞士、日本、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局部也都在进行这样的革命，但革命很不彻底，似乎只能算正在改良阶段。人们都在等待，不知道在等待什么，等待中积累的只是越来越多的痛苦和矛盾，乌云不因等待而不在，雨该下还是要下。我佩服这些敢于吃螃蟹的国家，起码我们的一些病人在羡慕美国那200个病人，起码他们开始反抗人类的懦弱本性，可以咬下牙做应该做的事。
　　 人类越进化就越不相信自己，而面对安乐死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因为人们害怕出错，害怕自己因为欲望和诱惑而去杀人。于是各种学派出来找借口，神学家说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世俗社会无权干预神的安排，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权“替天行道”。可是神父们有没有看到，当人因为病痛而陷入无法抵抗的旋涡之中时，这能否看做是上帝在召唤他，那就帮上帝做事让他死吧。在中国，人们更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应该由父母来决定个人的生死，任何一个父母对待儿女都比上帝更加仁慈，如果连上帝都同意他去了，哪个父母还能忍心留呢？道德家更虚伪，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活着，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的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他们没有注意最基本的道德是什么，应该是尊重。医生也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医生的责任不仅仅是挽救生命，更应该是阻止痛苦蔓延。比起只知道赚钱的医生，给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应该更有道德感。伦理学说从生物本源考虑，任何人，只要他(她)还没有死亡，理论上他(她)就有可能为种群继续做贡献。种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都病入膏肓了，还为种群做什么贡献？只能用种群创造的价值来挽救他已经无甚价值的生命，按经济学的说法是，只有成本支出没有利益回报。这对种群来说有什么利益可言？社会学者认为，人不是孤立的生活的，而是社会的人，要对社会负责，要对社会承担，要对社会尽义务。而安乐死也正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在无用的医疗和无边的痛苦中选择死亡，可以节省医疗资源去治疗可以康复的病人，同时允许绝症患者安乐死，本身也是社会对病人的权利的尊重，是社会性的体现。人不能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不是？哲学上认为，人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人没有对自己生命的完全支配权，所以自杀是不被认可的。但安乐死与自杀是不同的，自杀很多是健康人因为情感或其他原因自己采取极端手段了解生命的方式，是主动的，对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安乐死则是因为病痛的持续且不可康复性而由医生采取无痛苦结束生命的方式，是被动的，对社会是积极的。如今的自杀者中，因为无法实施安乐死而采取自杀方式的有多少？那些消极安乐死实施者，也就是回家等死的，不等同于自杀吗？更别说跳楼、服毒等。人到了那个时候，不是他杀，就是自杀。我们应该帮他们选哪个？与其一个人面对恐惧孤独无奈而去，还不如依照程序有条不紊有家人和朋友陪伴体体面面舒舒服服的走。医学界干脆就不要参与讨论了，不是你们的贪婪和无能，安乐死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无论怎么说，无论得出对与错的结论，不能立法规范就是最大的失败。来自国家的意志，最根本的反映人类的本性。法学界的不自信，让国家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那些病人处在痛苦中煎熬，如同被巨蟒慢慢吞噬，毫无希望，却也要坚守原则，看着他恐惧，看着他死亡。同样是死的问题，安乐死与死刑同样难办，同样迟疑，却不同样的原则。安乐死是要死死不了，而死刑却是不想死非要你死。国家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法律徘徊，可以看出对人命的珍惜，也同样看得到对法律的不信任。如果法律是可以信赖，真实可靠，合理有效的，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表现都应该与现状相反。死刑应废，安乐死当行。凭什么不能由国家来帮病人结束生命，却可以去杀罪犯，对生命的珍视难道不应该平等吗？凭什么安乐死怕有人利用，进而故意杀人，而死刑就不怕冤假错案，难道医生都是糊涂虫，法官就个个是聪明一休？凭什么帮一个病的以后都只能靠输液和透析活着病人结束痛苦是社会的损失，杀一个健康的可以做任何事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犯人就是胜利呢？又是凭什么杀一个罪犯可以操作，让一个病人安乐死就不具有操作性呢？单纯的技术角度来看，罪犯的该死与病人的该死比较，安乐死应该更好操作。到底罪犯犯了多大的罪应该死，众说纷纭，标准不定，犯这样的罪该死，那犯那样的罪就不该死？病人则不同，病到不可救药，病到当前医术无法解决，图留痛苦，且病人自愿，这就可以死，医疗的发展程度及局限性就是病人当死的技术决定因素。于情于理于道德于伦理于利益于应然于规律都应当有死刑的废除，安乐死的存在。
　　 一次次的听到那些可怜的病人因为不能选择死亡而倍受煎熬的消息，消息的背后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不能体会的折磨。当我们被这些类似的消息和呼吁所惊醒到麻木，那无疑是我们亲手酿造悲剧的再悲剧。等待安乐死的病人希望听到我们的呼声，即使不能解决他们的痛苦，也可以缓解，因为至少还有希望。我们的法律很多时候都愿意固守陈规，守住的据说是符合国情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愿意借鉴，借鉴的据说也是符合国情。可国情是不是更应该包含民情，如果民意如此，悲剧必然停止。不应该等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先去实验了我们再去照搬照抄，也不应该守着祖宗礼法迟疑不前。我们既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应该站出来先吃了自己眼前的这盘螃蟹。吃螃蟹，或许容易被它的坚硬外壳割伤，但只要我们小心防范，我们将得到美味和营养。
　　 安乐死完全可以操作起来，首先我们可以迈出立法的一步，从当前情况下医学达到的水平来衡量，明文规定哪些疾病到什么阶段可以适用安乐死法律，然后严格规定有资格确定安乐死的医疗机构和医师，并根据医学发展和地区发展状况，逐步完善此类规定。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在疾病不影响人正常思维的病人中，允许安乐死。但必须由病人自己提出，并有书面申请和视听资料，见证人为了慎重和保险起见，可以规定多于两人，鉴定医师数量也应该有多于两人的要求，还可以由公证机构介入程序监督，最后要有病人家属意见。程序严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应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借刀杀人的现象。另外，修改相关法律，首先肯定是宪法，要由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还比如保险法，利用安乐死骗取保费的不予理赔；刑法，利用安乐死导致因疾病不必然导致死亡或病人自己不同意安乐死的死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还有民法民事诉讼法，也要规定用安乐死来规避债务的等等。同时可以规定如现在最高法的死刑核准权一样的安乐死核准，也由最高院统一批准。待到将来技术成熟，再慢慢放开对植物人等无意识患者的安乐死操作。等到医学再发展，我们就可以再修改法律，直到它没有用了为止。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讨论来讨论去的停留在文字上，无疑将使我们成为悲剧连续剧的导演和实施痛苦的刽子手。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对于健康的人，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都应该勇敢面对，即使它是我们自身的懦弱和无知。对于将死未死而又痛苦到不可忍受的人，如何选择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即使你是他的亲人，你舍不得他，即使你是他的医师，你害怕他，即使你是一个无关的人，你不在乎他，都应当尊重他选择自己的人生。毕竟幸福愉悦是一种享受，哪怕只有一秒，后面即使什么都不存在了又有什么可惜？无论对谁，活着还是死去都不是个难题，答案总是一定的，关键是面对。

院长打招呼：“从公正的角度！”
钟建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多有烦扰、枯燥乏味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偶尔也会掀起一些灿烂的浪花，令人感怀，催人奋进！
　　 忙里偷闲间，记起几年前我曾供过职的某区法院的院长给我正在审理的一起民事案件打招呼的经历了。
　　那是几年前的某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半左右，我还在办公室奋笔疾书一份甲公司诉张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好不容易写完了，正在关电脑时，电话响了。
　　接通电话，传来一声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建林，你手里是不是有个甲公司诉张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子，已经开庭了吧，准备怎么判？”
　　知道我手里的一个案件已经开庭？而且直接问准备怎么判？这会是谁呢？
　　一看来电显示，居然是院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原来是新来我院当院长才两个月之久的关怀院长！
　　关怀院长来我院任职之前，我就曾听同事们谈起过他：出身于农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政法中专毕业后招干到邻近某县法院工作，从书记员干起，先后当过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一直干到了副院长。后来又在那个县当过几年的乡党委书记，最后当上了那个县的县法院院长。五年任期过去，全市干部交流，他来到了我们区法院。
　　他在我院履新后的第一次全院干警大会上讲话，开头一句让大家至今记忆犹新：“我从农村出来走了二十多年，今天总算进了城，总算和各位城里人一起共事了。你们不要欺负我这个农村来的啊！”
　　由于他新来不久，又因人微言轻的我很少有工作上的事情需要直接向他汇报，我与他面晤的机会也就很少，只是偶尔在电梯中碰碰面而已，因此两个月过去了，彼此都还谈不上了解和熟悉。
　　而在甲公司诉张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已经开庭完毕只待宣判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来询问案件进展，是不是甲公司或者张三向他寻求支持了？他是不是要为甲公司或者张三打招呼了？
　　很自然地，我不得不谨慎地考虑该如何回答他的问话了，因为他极有可能是在向我打招呼。
　　说起打招呼，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在我们这个法治精神严重贫瘠、人情风气特别浓厚的社会里，对于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来说，被人打招呼是经常碰到的事情，也是最让人心烦、心累的事情。所谓“官司一进门，两边都托人”，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绝对不是所有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打招呼与民事审判绝对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为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向办案法官打招呼，是对法官的不信任、是对法律的不信任，更是对法治精神的蔑视和否定！在建设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打招呼这一现象围追堵截，口诛笔伐!
　　为了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为了不办“关系案”、“人情案”，办案法官必须自觉抵制各种形式的打招呼！这既是法律法规、组织纪律对法官办案的基本要求，更是法治精神对法官办案的根本要求！
　　然而，打招呼现象就如城市牛皮癣一样顽固地存在着，令法官难当，令司法难为，令法治难行！
　　值得警惕的是，如今的打招呼也“与时俱进”了。一些打招呼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借“监督”的名义，愿意在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上签署“依法妥处”的意见并签上自己大名的打招呼形式都已不多见了，更多的是一个电话打给办案法官声称他认为哪一方有道理，要求办案法官采纳他所支持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但就是不“批条子”，不“留墨宝”，不留半点痕迹！但如果办案法官没有按他的电话指示行事，那么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他，说不定将来哪一天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更高明的打招呼的，在电话里只是表示关注某个案子，不明确表示要求支持哪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这种情况下办案法官就更难为了，必须从打招呼者的话语中认真辨别他是支持哪一方的诉讼主张。如果办案法官判断失误，自以为只要依法裁判就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案子判了，那么将来可能连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他都不知道，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多年了，碰到的招呼真的是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碰到过不是为要求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而进行的打招呼！关怀院长的招呼难道就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必须探明他是在为哪一方当事人打招呼！这可是为我自己的将来着想！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您是从甲公司的角度还是从张三的角度？”
　　“从公正的角度！”
　　电话那头的声音斩钉截铁，又似乎有些怒气了！
　　真稀奇！还真有站在公正的角度打招呼的？
　　我于是汇报了简要案情：甲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执行程序从乙公司破产清算组依法取得了原属乙公司的某房屋所有权，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张三作为原乙公司开发部负责人，在甲公司取得某房屋的所有权后，以甲公司取得某房屋的司法拍卖执行程序违法、乙公司破产清算中职工安置不到位为由，持续占用某房屋用于办公，控制水电，并向某房屋的承租人收取租金。甲公司为保护自己的物权，起诉要求张三停止侵权，交还房屋，赔偿损失。张三则主张如果未解决乙公司破产清算中的职工安置问题，就坚决不向甲公司移交某房屋。
　　我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准备怎么判，虽然刚才起草完的判决书就是这个案子的。原因有二：一是坚决不能泄露审判机密；二是如果说出了自己准备支持哪一方的诉讼主张，那么和他的意见相左又该怎么办？
　　但说实在的，我还是不得不反复思考着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准备怎么判了？如果不告诉他，那么将来判决结果令他不满意，他会不会给我“穿小鞋”？他可是一院之长啊！
　　如今做法官，尤其是民事审判法官，真是难啦！
　　正思前想后举棋不定间，电话那头传来了关怀院长的声音：“原来案情是这样的。你站在公正的立场判就是了。”声音深沉而有力！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后来关怀院长再也没有就那个案子向我打招呼了。
　　案子宣判了，我自己也认为确实是从公正的角度下判的。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息诉服判，没有形成涉法涉诉信访。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关怀院长在区法院的五年任期很快届满了。由于五年间的工作业绩突出，他又被组织提拔到上一级政法机关担任了重要职务。
　　如今关怀院长从区法院离任又已经好几年了，但区法院的干警们都还经常念叨他。更有同事戏说，凭关怀院长的能力和人品，当年组织上真应该安排他当市委书记的！
　　我则永远记得关怀院长因一个案子给我打过的绝对“空前”但不应是“绝后”的招呼：“从公正的角度！”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