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并不复杂的争议引发关于该不该救助的讨论，案件各有不同，道理完全一样，救人者不是撞人者，听起来好说，理也正名也顺，但实践中却很难区分，因为司法的眼光放在低档，往往暗推社会悲剧的不断上演……
【简单的事件回顾】
2009年国庆前夕，时代公司某等人围攻了时代公司，理由是他们在时代公司的土地上为孙某干了活，没有拿到工钱，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债款，时代公司报案后，警察到场，考虑到六十年国庆大典，政府怕影响稳定，政府官员要求时代公司先垫付一部分，缓解围攻事件，平息矛盾，时代公司无耐之下也只好垫付。时隔三年之后，时代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时代公司再次垫付未垫完的工钱，时代公司表示，孙某欠债，时代公司应向孙某主张债权。
法院经审理后，依合同法规定判定时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时代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低能的裁判文件】
民初字第11232号民事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债款十二万元。
【沙堆上建成孤塔】
法院的判决出现非纠不可的错误，内容上把“垫”款判成“债”款；形式上为本来没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虚拟了权利义务关系；程序上把应为第三人地位者判成债务告，这份判决随意性很大，把第三人暂时替代判成法定债务，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这样的裁判不具司法专业性。垫付这是第三人暂时替代，法律明确规定，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据此查知，原审判决确定法律性质明显错误，原审裁判者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裁判。
基于法律安定性的需要，基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统一性的要求，只能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用一个确定的结论进行裁判。不能在两可之间、更不能可左可右，法律的共同秩序不能任由裁判者以不同的个人见解而各行其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一款第（二）、（三）、（四）项之规定，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时代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法律本该怎样写】
1、时代公司起诉的基础事实：时代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合同关系，与时代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虽然刘某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以围攻时代公司的方式迫使时代公司无耐之下暂时替代孙某某还款，但时代公司自始至终否认与刘某之间形成建筑合同法律关系，一直督促刘某向其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债权，虽然刘某不明白法律规定而向假想的债务人强索债款，但进入司法程序后，审判者应当明白法律的基本规定，不能无原则随意作出违法的裁判。
2、发生本案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公司曾有过垫付行为，暂时的替代是受鼓励的好意为之，并不能产生司法强制，否则就演变成“救人者”沦为“伤人者”的社会悲剧。
3、需要追问的裁判标准：现行法律对垫付行为是否规定了强制性义务或者强制义务的具体法律规范是什么？
4、全案查明的事实充分展现的是时代公司给刘某垫款的事实，汉字里的“垫”，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暂时替代。
法律规定的性质属于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向债权人还款。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代为履行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这个效果的本质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并未改变原有债权债务主体及债的法律关系。由此可见，刘某将时代公司列为“告”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审将时代公司判成债务人系定性错误，裁判结论违背法律规定，刘某应当向其原有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偿债责任。
一、原审判决采用推定方式为理据，并罗列了“时空公司的工地上为孙某某建日光温室”、“刘某持有承诺书”、“派出所工作说明”三个环节为要件事实，但这三方面的事实均违背真相，整个裁判完全是当审人员的主观意见，并未依照现行法律规则认定债权债务事实。
时空公司只将农用地出租给案件人孙某某，孙某某建成大棚后转包给当地村民，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刘某给孙某某建设大棚，这一点在一审中有刘某的起诉书自认。刘某给孙某某施工农用大棚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商品房建筑市场及建筑法规范的开发商为无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承担工资发放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要严格按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司法，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时空公司将农用地出租给孙某某，孙某某至今还欠着时空公司的地租，“孙某某与刘某之间形成的建设大棚的合同”与“时空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农地租用合同”以及“孙某某为刘某的债务主体”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三类法律关系，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司法裁判应当分清“基本事实”和“纠纷事实”，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抽取出要件事实作为裁判小前提，依据法律规范的大前提作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裁判，这是司法最起码的基本问题。
二、原审没有厘清“基础事实”与“纠纷事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基本事实还是纠纷事实，均不能打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用混淆或跨越的方式交叉裁判，就是典型的错判。
本案中的基本事实是，刘某承揽孙某某的大棚建设，但何时发生建设，形成多少价款，有无具体合同，这些关键性事实一概空白，用刘某自己的隔空喊话，就让时代公司承担债款，于法于理不通。
本案的纠纷事实是：刘某持有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向时代公司主张债权，这在中国司法审判历史从未有过，刘某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并非是与时代公司双方之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绝对不能成为债权凭证，刘某虽然辩称有“陈某”签名，但是，时空公司是法人单位，依据《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订立合同或对外意思表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公司盖章，刘某不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凭证，原审将刘某单方形成的承诺书推定为时空公司的债权凭证，明显违背《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原审错将无法确认的承诺书上来历不明的陈某签字列为法人意志，显然是违法认定。原审裁判文书中确认的纠纷事实（刘某要求时代公司垫款的事实），并非对裁判效果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原审采信派出所的工作说明，做出违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作说明”仅仅表明派出所到过围攻现场，但绝不能看成债权事实。早在十年前，曾经有过司法判决，一审法院依据时代公司提供的四十人围观时代公司向告要债的证言，随即判决告还债，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撤销改判，理由是：认定债权债务必须慎重，没有诸如欠条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率以间接证据的多寡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事实通盘表达的是时空公司的垫付意思表示，无论有多少证据，都不能将“暂时垫款”演变成“法定债务”，“垫付”与“偿债”永远不能并行，“垫付”是单方好意为之，不是侵犯当事人债权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曾经承担过垫款行为，就必然上升为法定债务，原审判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出现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法定情形。
三、原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之间发生致命错误：
从刘某的起诉书及一审庭审记录均查知本案刘某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事实，一审自始至终未见到过合同，未见到过结算，更未见到过孙某某给刘某出具的债权债务证据，一审抛开基础事实，直接进入垫款情节审查，时空公司对以前的垫款予以认可，但一再强调是在刘某非法围攻的危机情形下，迫不得已，为确保六十年国庆的维稳需求，暂时替代孙某某给刘某垫款，对继续垫款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原审在基础事实不能查清的情况下，刘某仅凭自书的承诺随意主张债权，时空公司有权提出抗辩，法院的裁判依据中罗列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援引的上述法律依据，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相符合，暂时替代行为不能转化成法定债务，法院判决发生了裁判依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强烈扭曲或绝对偏离的现象，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全案事实，应当依法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些法律规定意味着必须查清债权债务基础事实，必须以原有合同的债权债务主体为诉讼资格，这是最起码的司法审判规则，也是强制性司法程序，容不得随意变更。原审裁判及审理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则和法律逻辑，裁判结果变成沙堆上建塔，与事实没有对应性的条款援引得再多，也不过是无用的堆砌。
四、原审时代公司不具有请求权基础：
垫款是单方行为，原审把“垫”款转化成“债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刘某不具有要求垫款人承担偿债义务的权利，暂时垫付人不存在将暂时替代转化为强制履行的义务，原审错将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虚拟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破坏了司法权威，是非常危险的判决。
民事法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定性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给案件定性或不能准确给案件定性，就无法准确适用具体法律，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适用的具体法律也不同，民事权益实现的效果就不同。其次是慎重确定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利是民法规范赋予当事人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是法律保护的权利；是义务主体为满足权利主体的利益应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拘束力，如果具体民事权利义务不确定，则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就不能确定，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作出的裁判就无法分清民事责任。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的事实错误，作出裁判时适用的法律就会无所适从。
司法裁判规则要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必须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裁判依据，要求法官严格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规范和程序查明要件事实，找到最密切的法律规范，保证依法裁判与公正司法，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是司法裁判中一项重要的连接规则，是保障立法者意图最充分地体现到具体案件当中，以此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找请求权基础，接着需要寻找具体裁判规则。本案中，法院援引《合同法》为裁判依据，由于时代公司主张的纠纷事实是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就必须查找主张垫付的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再查找垫付人承担强制垫款责任的法律规范。最终的裁判结果建立在即缺乏请求权基础，又缺乏强制垫付的裁判规范，原因在于一审忽略了最密切联系规则的司法常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裁判者必须严格依法裁判，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法院之后，法官不能凭良知或抽象的正义裁判，而应当依据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同样的案件同样的对待”，实现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
【案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宁夏金泰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基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35号：本院认为，本案《合资经营合同》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在实质上并不能认定其为完全的债务转让性质，虽然合同有关条款中有债务转让字样，但就该条款的实质来看仍然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情形，没有给原债权人设定义务，其与债务转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而当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所指向的对象不同。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如果区建一公司、银川市商业银行等债权人追偿该笔债务，只能向金泰公司追偿，而不能向基荣公司追偿。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不论是属于联营关系还是合资关系，都不应认定为债务转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合同性质、效力以及关于双方合资损失承担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3]宁民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叶小青 审判员陈明焰 审判员朱海年。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张永姝。
法律关系图谱
刘某（承包人） 承揽关系（债权债务） 孙（发包人）（租地人）
时代公司（债权人）（出租人）
德宏州《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
第14号
现公布《德宏州＜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德宏州《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和管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种畜禽管理条例》以及《云南省种畜禽管理办法》、云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州行政区域内申请、审核、审批和管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申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条 申领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二）所养畜禽种类和品种符合全州种畜禽繁育体系规划和布局。
（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人员。
（四）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六）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七）有排污或污物处理设备和场所，不造成环境污染。
（八）场内布局合理，生产区、生活区和办公区相互隔离。
（九）所养种畜禽必须来源清楚，质量符合本品种标准；具有《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以及《产地检疫证》证明。
（十）生产规模：种猪场单品种基础母猪20头以上，种禽场种禽500套以上，种牛场基础母牛20头以上，种羊场基础母羊50只以上，种兔场基础母兔50只以上；单纯从事种禽蛋孵化生产单位和个人、猪人工授精站及本交年配种100窝以上站点，牛本交配种30头以上站点。其他种畜禽场也须具备相应规模。
第五条 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有少量剩余商品代仔畜、雏禽出售的，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但要来源清楚，质量符合本品种标准，无一、二类烈性传染病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病，并报县（市）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专门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根据许可证申领审批权限，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考核验收，并审核发证。
第七条 许可证申领审批权限：
（一）饲养规模在单品种基础母猪50头以上、基础母牛100头以上、种禽3000套以上、基础母羊100只以上、基础母兔300只以上、县级猪人工授精统一供精站、猪人工授精年配种5000窝以上站点、牛冷冻精液年配种500头以上站点，由州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考核验收，报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二）饲养规模在单品种基础母猪30头以上、基础母牛50头以上、种禽1000套以上、基础母羊80只以上、基础母兔100只以上、单纯从事种畜禽蛋孵化生产单位和个人、猪人工授精年配种300窝以上站点、牛年本交配种100头以上站点，由州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考核验收，或委托所在县（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考核验收，由州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三）饲养规模在基础母猪30头以下、基础母牛50头以下、种禽1000套以下、基础母羊80只以下、基础母兔100只以下，县级猪人工授精统一供精站、猪人工授精年配种300窝以下站点、牛年本交配种100头以下站点，由县（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考核验收、审批发证，并报州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申请者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向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应报送以下材料：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申请报告；
（三）品种来源证明。
第九条 申请单位和个人向受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受理部门收到申请报告后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受理后30日内组织验收组验收，经验收合格后60日内颁发许可证；验收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十条 许可证有效期三年。期满后，持证的单位和个人仍需继续生产、经营的，应当在期满前三个月内向原申请部门申请，换领新证。
第十一条 许可证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每年12月5日至25日，持证的单位和个人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年审检验手续。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从事生产经营；变更生产经营内容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发布种畜禽广告的，广告主应向媒体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广告内容应有广告主提供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注明种畜禽品种、配套系的审定或者鉴定名称；对主要性状的描述应当符合该品种、配套系的标准。
第十四条 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点）使用的种公畜，必须符合种用标准。对不符合种畜禽质量标准的种畜禽，由饲养户自行阉割淘汰。销售种畜禽时，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种畜禽系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五条 对需从州外引进的种畜禽，应报请州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确认种畜禽调出地无疫情，且品种各项生产性能优良，同意后方能调入。
第十六条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及所属的畜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种畜禽管理条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及《种畜禽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德宏州畜牧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