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93号
《浙江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柴松岳
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管理，准确反映组织机构的信息，完善社会管理、监督体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代码(以下简称代码)，是指根据国家有关代码编制规则编制，赋予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标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代码证书，是指由国家代码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证明组织机构具有法定标识的凭证。
第四条 省技术监督部门是全省代码工作的主管部门，其管理代码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代码制度；
(二)划分本省各类代码区段；
(三)受理并核准省级国家机关和经省有关部门批准(登记)成立的组织机构代码登记申请，发放代码证书；
(四)建立省代码管理数据库，提供代码信息服务；
(五)指导、协调、监督与实施代码制度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 市(地)、县(市、区)技术监督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代码工作的主管部门，其管理代码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受理并核准本级国家机关和经本级有关部门批准(登记)成立的组织机构代码登记申请，发放代码证书；
(二)建立本行政区域的代码管理数据库，提供代码信息服务；
(三)指导、协调、监督与实施代码制度有关的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技术监督部门做好代码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组织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代码记，领取代码证书：
(一)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二)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的企业；
(三)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经有关部门核准登记的中央和外省市驻浙江机构；
(五)经外事部门或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国外或境外非政府组织驻浙江机构；
(六)其他依法成立的组织机构。
第八条 省技术监督部门将代码码段分配给省机构编制、民政部门；省机构编制、民政部门将代码码段分配给下级相应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构编制、民政部门在批准成立或核准登记第七条第(一)、(三)项所列组织机构时，将代码赋予组织机构；第七条第(二)、(四)、(五)、(六)项所列组织机构的代码由各级技术监督部门赋予。
国家对代码码段分配和赋码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九条 组织机构应当自批准成立或核准登记成立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批准文件或登记证书(已经赋予代码的，还需持代码号)，向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代码登记。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成立的组织机构，尚未申领代码证书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0日内，向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代码登记，领取代码证书。
第十条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在收到组织机构的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其提交的批准文件或核准登记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核准登记、发给代码证书；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或告知其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组织机构的名称、住所发生变更时，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或核准变更文件(证书)，向原发证的技术监督部门申请换发代码证书。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在收到组织机构的换证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其提交的文件(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发给新的代码证书，同时收回原代码证书。
第十二条 组织机构依法终止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原赋码部门办理注销代码手续，并将代码证书交回原发证的技术监督部门。
赋码部门对终止的组织机构应当及时注销其代码。被注销的代码，不得再赋予其他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遗失或损毁代码证书的，应当向原发证的技术监督部门申请补发代码证书。遗失代码证书的，应当声明作废。
第十四条 代码证书自发放之日起4年内有效。组织机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之日起30日内，持代码证书向原发证的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换证手续。
省技术监督部门根据本省重大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对有效期内的代码证书组织开展验证工作。
第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借或转让代码证书，不得使用失效的代码证书。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机构编制、工商、民政、计划、公安、财政、税务、劳动、人事、物价、统计、社会保险、国有资产管理，以及金融、海关等部门在其有关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代码。代码的具体使用范围和办法，由省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技术监督部门建立的代码管理数据库，供组织机构和个人查询。 技术监督部门提供代码信息服务，组织机构和个人使用代码信息，均需遵守国家信息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组织机构申请办理代码登记和领取代码证书，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标准交纳成本费用。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不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办理注销代码手续的，由原赋码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并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技术监督部门责令纠正或者收缴，并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罚款的收缴和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机构编制、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办事；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论城管与摊贩矛盾的根源与对策
----城管VS小贩：政府与人民的经济战争
刘建昆
要研究城市管理，就不能不研究小贩。城管因为与社会底层的小商贩的对立和斗争，已经被极大的妖魔化，但是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社会中，很少愿意有人思考其深层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对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一切社会现象，几乎都可以在经济利益上找到真正的根源。经过初步思考，我认为，对于“城管VS小贩”现象，这些观点同样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一．“政府土地所有权”下的地租
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获取地租。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土地资本的根本观点。马克思所研究的地租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它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适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
马克思是把土地作为重要资本来研究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资本国有制，国家享有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及其收益权。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城市的土地现状，乃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比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多了一个重大功能，就是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和地租受益。
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架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直接代表国家成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和收益者，而没有足够的中间环节，“国家土地所有权”变成了“地方政府土地所有权”。如此巨大和直接的利益和利润，足以把本应作为道德模范的政府，改造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经营城市”理念就是在“地方政府土地所有权”模式下提出的；而这种理念的破产则证明，这种制度模式是不得民心的，是错误的和失败的。
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同样代表国家直接收取国有土地的地租。这样一来，本应超然于经济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而成为“理性经济人”，谋求地租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具有“双重人格”决定了，作为土地所有人和地租收取者的政府与想要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地租的人民，无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无所不在的经济战争：城管VS小贩只是战场的一角；“战争”中行政权的滥用也就不可避免。
二、地租的表现形势以及政府的征收措施
由于考察是的城市国有土地，所以本文较少涉及农地。在现实中地租并不直接表现为土地租赁合同中的租金，其形式很少能一目了然，而是经常与政府的其他收入纠缠在一起。经过归纳，我将地租分成三种形态。
完全地租形态是“国有土地出让金”。此形态用地典型的是工业厂房用地和建筑开发等。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地租是计入生产经营成本，并最终附加消费者的。
半地租形态是公营地产的收益。有时候政府出于公益目的，拿出土地进行经营（日本行政法称之为“公营造物”），由于使用这些土地资本事实上是存在机会成本的，并且由于公产经营有一定收入，所以地租也或隐或现的摊入其他收入。这情形的例子有医院、学校、集贸市场用地和高速公路用地等。
无地租形态最后是纯公益的无偿用地。典型的如广场，绿化。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主要靠财政投入，基本上没有收入，或者收入过于间接的用地可以归类于此。机会成本理论认为，这些用地仍然存在地租成本，只是权利人放弃了地租收入。
前面说过，政府在土地使用和地租收取方面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作为公益代表的政府，政府必须拿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用，修建例如公路、广场、绿化等公益公用设施，满足公众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和收益人（地主），眼睁睁的看着大片土地变成公用而不能获得收益，不啻割肉之痛。政府的这种“双重身份”或者“双重人格”的冲突决定了政府的行为方式必将是矛盾的、畸形的。
小贩则是属于必须占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小工商业者。为了尽量减少地租支出，他们也必然的采取一些措施，逃避地租成本，以便增加他们的纯收入。在这样的矛盾下那么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为地租的征收者，为了提高他的地租收入，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面对工商业者？
首先，在完全地租形态下，政府更容易控制地租价格和收取地租。“地主政府”的理想是，让所有的工商业经营者。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使用完全地租形态的土地。土地和地租的资源有限性和垄断卖方市场，决定了需求越大，地租越高。同时为了获得最大收益，政府更愿意把土地开发成工业、商业用地。工业、商业用地较之农业用地和公益用地显然会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地租收入，还往往采用竞标或者拍卖的方式。
其次，为了防止半地租形态用地的低廉地租给完全地租用地的地租形成冲击，地主政府在公益用地时偷工减料。公益政府是愿意在公用设施上投入的，而地主政府则反之。例如按照公益政府的想法，如果工商业者不愿承担或者承担不起地租的情况下，为了贫苦百姓的生存和生活，政府有义务拿出一定的土地，以较少的地租负担，作为集贸市场。但是公益政府这样作，地主市政府不愿意的，二者经常出于斗争之中。可以观察到，凡是公益政府占上风的地方，公用设施都比较健全，人民和政府的摩擦就少；凡是地主政府占上风的地方，除非有其他利益驱动，政府在公益事业上偷工减料，人民与政府的摩擦就多。
第三，地主政府有强烈的经济动因将完全公益土地上的经营者赶入完全地租土地或者半地租土地。由于不愿意承担过高的地租成本，工商业者总是试图在公益用地上经营。面对这种做法，政府一方面增加了公益设施的维护成本，一方面减少了地租收入，所以无论是公益政府还是地主政府都不愿意让经营者在无地租土地上经营。因此，政府通过立法，要求经营者不店外经营，不占道经营等等，并且设立专门的处罚机构（最早是工商局，后来是城管）来执行驱赶任务。这就是城管VS小贩战争的经济根源。
三、标本兼治打造法治政府
目前，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价格问题上和中央政府大唱反调，已经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地方政府在土地上有了独立于国家的经济利益，足以导致政令不畅，地方官员违规违法，后果十分严重。而这一切的总根源就在于国土地（资本）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被地方政府控制。城管VS小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不过是这一问题另一个角度的结果。
治本之策，是真正切断地方政府附着于国有土地的利益，让土地资本及其收益真正国有化。土地国家所有权制度，相对于土地私有制是比较先进的所有制形式，但是，在现有经济基础下，必须有足够科学的制度，来保证上层建筑不对经济基础起到反作用。建国以来，我国仅仅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考虑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则付诸阙如。经过若干年的探索，我们的国有资产，在产权、经营、收益等运作上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制度，国有土地将来有没有可能借鉴这套制度来运作？我们认为这也许是执政者必须应该考虑的问题。
治标之策，就是要注重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科学性，加强其民意色彩。以与小贩们密切相关的集贸市场问题为例，政府不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时候脱离经济现状。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贸市场或者类于集贸市场这样只能支付廉价地租的经营方式将长期存在于我们的城市。这就需要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的时候，必须将集贸市场建设纳入总体规划，方便群众生活，尊重人民风俗。对于马路市场等占用了公益用地的经营，要适度容忍，只要没有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没有对公共设施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政府都可以通过加大公益投入的方式给予人民一定的方便。
还要限制行政权的恣睢。长期以来，行政权过于强大，甚至立法权都要围绕行政权的运行；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欠缺；行政中不能做到唯法是从，而是唯从领导意志是从；对人民群众不是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是简单粗暴。诸多原因造成当前党群关心恶化，人民政府和人民之间摩擦频繁。城管VS小贩正是反面的典型。依法行政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执政为民”的迫切需求。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句话说得何其好啊！要能从制度上保证目标的实现，在行动上把为民政策落到实处，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