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院执行难引起的法律思考①
刘京柱
摘 要：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为克服这一难题，各地法院大胆创新，采取了集中清理执行、公告执行、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限制高消费、举报有奖等方式、方法；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也就执行管辖、执行监督、执行权的分配、强制执行与破产宣告的转换乃至强制执行立法等提出了完善司法执行制度、解决执行难的途径。但由于制度规范层面上的缺失，执行实务中的一些貌似合理、合法的做法却成效甚微，甚至悖离了司法公平正义，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有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对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司法实务和法学理论界的诸同仁处。
关键词：执行难 执行举措 法律与事实评价 规范建议
一段时期以来，困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执行难问题相当突出，不仅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当数量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得不到如期执行，使人们对司法公正、法律的权威产生疑虑，动摇公民通过正当的或诉讼的途径寻求公正的信心，甚至出现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乃至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危机。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出谋划策，人民法院集中清理执行积案行动方兴未艾，公告执行、开庭执行、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限制高消费、举报有奖等方式、方法纷纷出台；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也就执行管辖、执行监督、执行权的分配、强制执行与破产宣告的转换乃至强制执行立法等提出了完善司法执行制度、解决执行难的途径。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执行难这一顽症很难有一味药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
应当看到，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的各次集中清理执行积案行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法律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对此进行了一番思考，不当之处，请司法实务和理论界的诸同仁批评指正。
思考之一：集中清理执行（有的地方又称之为“执行会战”），其实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既然是“会战”，当然便需集中人力、物力，于是不少法院便从内部各庭科室等抽调人员加入执行积案行动中，或是把案件分配到执行庭以外的其他庭室负责执行。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代行执行员职权，执行业务生疏的庭室及其工作人员参与执行的情况，其执行能力与执行效果往往与专职执行员相形见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颇令人怀疑。
思考之二：“中止执行”的不当扩大，影响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公正性，程度不同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有的法院为追求集中执行的效果，要求短期（如三个月）内积案执行率要达到一定比例（如80%），又规定中止执行可以算工作成绩，可以作为向当事人交待的结果，于是便出现了中止执行率过高，申请执行人害怕中止执行的结果。
据笔者调查，执行人员滥用中止执行的现象比较突出，片面扩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滥用自由裁量权，把一些不应中止执行的案件予以中止。由于这一做法未穷尽所有对申请执行人的司法救济措施，不但往往导致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使申请人对通过诉讼追债丧失信心，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尊严，影响社会经济稳定。例如，对被执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了中止执行处理：（1）所有财产均在不同银行作了贷款抵押；（2）自行停业一年以上，人员解散，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3）申请人不同意接收被执行人的房地产抵偿债务；（4）被执行人已达破产界限，但未申请宣告破产；（5）被执行人严重资不抵债，固定资产已被外地法院查封，别无其他资产可供执行；（6）因涉及企业改制、职工安置，在职职工及离退休人员上访要求解决就业问题等等。
思考之三：“公告执行”的提法欠严谨，“公告执行”中的一些做法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执行分当事人自愿履行和强制执行，没有公告执行这一说法。而仅在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后的10日内发出执行通知，在该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并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 1998年7月8日法释[1998]15号《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应当在三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第26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及时采取执行措施。”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公告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法院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除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必须由法院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外，公告并非执行案件的必经程序，亦非强制执行的根据和前提。在执行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公告执行”做法：一是对被执行人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内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又不提供无履行能力证据的才采取公告执行措施；二是在被执行人未在执行通知指定期间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又向被执行人发出通知，要求其在一个新指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或提供有无履行能力的证据，提出履行意见，如果未按该通知要求履行，则法院将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公开暴光并限定期间履行，逾期再不履行，则将视情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上述第一种做法将公告作为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即通过公告暴被执行人的光，丢其脸面；第二种做法让人觉着法律疲软，毫无威慑力可言。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执行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再给被执行人留面子，一味忍让，两个通知加暴光，在限定期限内仍不履行也仅是视情“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公告并非强制执行措施，而更多地是起着揭开蒙在无视法律权威和法院权力的被执行人的面纱的作用。更有的法院在新闻媒体上的公告在选择对象上令人质疑，笔者就曾接触过一位人大代表，他曾直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不能因人而异，应加大对有一定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或是搬出有关领导来说情、抵制法院依法执行的国有企业的执行力度，国有企业欠集体企业、公民个人的钱也应依法及时给付。但令人遗憾的是，有的法院所选择的公告执行对象很少有国有企业，更甭说在执行法院所在地有重要影响的大中型企业了。这一做法正应了一名俗语“老太太吃柿子光拣软的捏”，也有的戏称为“杀鸡给猴看”，但所谓的猴们早已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你公开暴光它尚且不怕，更何况敲山震虎呢？
思考之四：强制性破产制度的阙如，既不利于执行效率的提高，又难以满足充分实现执行分配公正的需要。我国现行破产制度未实行破产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中，即使查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也不能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在人民法院的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由于债务人及其债权人未向法院申请宣告企业破产，法院又不能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只好暂缓或中止执行，使资源不能得到及时优化配置，甚至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对有多名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被执行人（法人）的案件尤其如此，原因在于被执行人经营不善、濒于或已经歇业，债务沉重，多数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被执行人的财产在清偿了前一位或几位申请人后，对其他案件往往便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绝大多数债权人又宁愿让债权站在账上也不愿主动申请债务人破产，对此执行法院往往以中止执行方式处理。实际上，这种处理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中止执行意味着被执行人将来还有清偿债务的可能，打个比方，中止执行的对象只是个“病人”，而名存实亡的企业是个“死人”，“病人”和“死人”之间的区别不言自明。对名存实亡企业欠债的执行，如仅以中止执行的方式处理，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案件的执行问题，而且，势必造成该企业债务与日俱增，使与其有正常交易业务的主体所受损害逐渐增大，甚至可能被当事人利用进行招摇撞骗，造成社会危害，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只有对名存实亡的企业宣告其“死亡”，才能使所有的执行案件同时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提高执行的效率，并且有效地维护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在司法执行中建立强制性破产制度，对不能清偿多起债务的被执行人（法人）宣告破产，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也是充分实现执行分配公正的需要。②
思考之五：执行根据上的先天不足往往成为执行不力、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依照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属于法院自行制作的有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对这些生效法律文书由于是法院自身所出，故当事人申请执行或法院内部移交执行时无需再行审查，而对法定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在执行立案时都须对其合法性或效力进行审查、确认。在执行机构执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8条规定，执行员在执行本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院长审查处理。在执行上级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出书面意见，经院长批准，函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然而司法执行实践中，通过这一程序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几近凤毛麟角。对那些案件当事人及案外人未对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异议的，执行人员即使发现执行根据错误，但出于“同行相怜”、不愿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原因，宁可将错就错“死马当活马医”，也不愿费力不讨好去追求司法正义。这种执行根据上的先天不足往往成为执行不力、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考之六：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司法的问题屡见报端，也已成为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我国南方的两家报纸登载了有关“法院喊冤”的文章，大意是说，法院对来自当事人执行“打白条”的责难备感冤屈，认为之所以造成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司法。在有的地方，外地法院去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拘留等措施时，需要当地法院和公安部门的允许；有的则要求当地法院制发文件，对某些企业给予特殊保护，比如不允许起诉、判决后不准执行等等。这些做法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法院的尊严，而且对受“保护”的企业和地方利益来言无疑是饮鸩止渴，因为在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条件下，任何地方、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闭关自守，靠坑蒙拐骗、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就能长盛不衰、立于不败之地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企图借助法外特权牟取非法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行径，也是极其有害的。有人提出改革司法机关地方党政领导的体制，建议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通过党中央对最高司法机关党组的领导和上级司法机关党组对下级司法机关党组的领导来实现，就像军队系统那样。③这对摈除地方保护主义，实现司法独立、公正办案是一种催化剂，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思考之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调整对象及追究程序的欠具体明确，造成部分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及时充分、有效地实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不少争议，经人民法院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生效后，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同样作为执行根据的支付令、仲裁书和调解书、追偿债权、物品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④，人民法院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⑤这是不是先定后审？既然受理执行的法院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了，又规定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公安机关是依据法院的意见直接提请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呢，还是等立案侦查完毕认为应提请检察院公诉？立法都不明确。如果接受移送的公安机关认为尚不构成该罪，又当如何处理？这会不会又造成法律上的执行难？关于该罪的调整对象，在刑法修订以前理论和司法界似乎争议还不大，多认为既包括判决、裁定，也包括调解书，支付令；而刑法修订后，则有的认为从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需要上来考虑，生效调解书也能成为本罪的对象，因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即具有与生效判决、裁定同等的效力，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拒不执行刑事自诉案件、民事案件、商事案件等诉讼中由法院主持并已生效的调解书的，也可以本罪论处⑥；有的则认为，最高法院已在《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没有扩大解释到作为执行根据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立法机关对此尚无具体明文规定，但从法的严肃性、权威性而言，对该罪不应作扩大解释，即使需作扩大解释，对这种立法意义上的解释，也应由立法机关来行使，而不应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还有的司法人员认为，为满足司法实践需要，有必要将所有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都作为本罪调整的对象，否则，若只局限于判决、裁定，容易造成法律漏洞，让有能力执行却拒不执行者钻了法律空子。另外，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行为发生地（事实上多数为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会不会又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而导致执行难？如果法院执行人员被围攻、殴打，向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写出情况证明，公安机关是直接作为查处的根据呢，还是仍需进一步调查辨认真伪?法官在其中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会不会因此而陷入欲拔不能的尴尬境地?若公安机关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互相推诿,申请执行人要想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岂非遥遥无期了吗?
思考之八：强制执行立法，贵在制度创新。当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主要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并不适用于执行程序，例如，民事诉讼强调调解原则，执行程序中不能调解；民事诉讼强调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强制执行则应强调保护债权人，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等等。只有通过单独立法，强制执行的特有原则才能得以体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体现强制执行的特点，将执行程序具体化，但最高法院毕竟不是立法机关，其司法解释也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更何况有些司法解释或者超出了授权的范围，或者偏离了立法原意⑦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所规定的一些制度，虽说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比较成熟的做法，但毕竟不是立法机关经过立法程序制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瑕疵和疏漏之处,造成执行实践中的混乱。例如,对参与分配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应该说，最高法院的这些规定其初衷是好的，目的是使被执行人有限的财产在多个债权人间得到公平合理的清偿，但参与分配制度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其运用有较严格的条件：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应当向其原申请执行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写明参与分配的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由该执行法院将参与分配申请书转交给主持分配的法院，并说明执行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主持分配的法院确定难，也即哪个法院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不好确定；二是首先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并无义务向财产所有人（多数即为被执行人）的所有债权人声明已采取了这些保全措施，作为申请参与分配的人难以知悉该情况，往往错失参与分配机会；三是申请参与分配人享有的优先权、担保物权往往被首先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所否定，从而使参与分配制度流于形式；甚至也不排除有的法院搞地方保护主义,采取假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抵制外地法院的主持参与分配权。总之，笔者在此无意批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认为要想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必须加大强制执行立法力度，并应首重于强制执行的制度创新，以可操作性的制度来规范执行，以保障当事人公平、合理受偿。例如，在司法执行中建立强制性破产制度，实行破产申请主义与破产职权主义相结合；建立被执行人（指自然人）易服劳役制度、外出报告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建立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制度等等。
注释：
①本文写作于1998年，全文原载于《东方讯报》1998年12月10日、17日等，本次登载略有改动。
②林祖彭、李浩《建议在司法执行中建立强制性破产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第8—9页
③侯国云、卢尔平 《市场经济条件下执行难的危害、原因与对策》 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1期第81页
④199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三款
⑤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6号《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
⑥最高法院副院长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71页
⑦王?《司法解释的制定、适用及其改革之思考》，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5期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9年4月22日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11月2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6年3月31日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布依族苗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除布依族苗族外还居住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关索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禁止民族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保障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侵犯公民权利、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在自治县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的国防教育，做好征兵、优抚、安置工作，加强民兵和预备役建设。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自治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第二章 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各民族代表名额和比例依据法律规定，按照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公民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并合理配备其他民族人员；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公民所占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并合理配备其他民族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在尽量配备布依族、苗族人员的同时，也应当配备其他民族的人员。
自治县的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汉语文或者布依语、苗语。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在工作人员中，也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大力从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培养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自治县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给予照顾。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在确定的机构和总编制内，自主合理设置工作部门及各部门的编制和员额。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并优先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自治县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古生物化石群的保护管理、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统一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自治县享受重点建设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优先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自治县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县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土地的承包经营和流转权利。面向市场，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粮食生产。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自治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防治水土流失、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自治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规划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土保持补偿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费，专项用于自治县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和水土保持，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对草山草坡统一规划，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以草业为主的畜牧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禁止破坏森林和草场，禁止毁林毁草开垦耕地，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包土地经营的林、竹、草等的所有权和收益等，允许依法继承和有偿转让。
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专项用于发展林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信、交通运输等事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加强市场和集市贸易建设，发展民族贸易，享受国家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和帮助。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统一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自治县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开发旅游景点、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招商引资，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创办企业，发展县域经济。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强扶贫开发工作，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自治县的扶贫开发，改善贫困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基本增收门路，提高基本素质。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并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照顾。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集中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加强城镇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开发资源或者进行建设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自治县征收的排污费，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隶属于自治县的企业、事业，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其隶属关系时，应当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自治县境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财政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力。
自治县财政预算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县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享受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种专项资金分配向自治县倾斜的照顾。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 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做好税收工作。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鼓励和照顾的项目，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四章 社会事业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教育规划，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办学或者捐资助学。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设立寄宿制学校（班），办好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在不通晓汉语文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可以使用双语教学。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
自治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教师到边远贫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推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普及科技知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收集、整理、翻译、出版民族文化古籍，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鼓励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研究活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和文化馆、图书馆、农村文化站的建设，扩大电视、广播的覆盖面，做好城乡电影放映工作；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各种有益的民族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各民族的体育人才，对在体育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给予奖励。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并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地方病、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发展动植物中草药资源，重视发掘、整理和利用民族民间医药。
第五十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每年2月16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农历“六月初六”为自治县布依族传统节日，“四月初八”为自治县苗族传统节日。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