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管理办法（废止）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汕头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管理办法》已经1998年9月23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届三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周日方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汕头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保护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依照本办法设立的，注册资本由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职工以及其他出资者入股构成，股东按照企业章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以所认购的股份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特区范围内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由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新设立和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经济性质核定为股份合作制。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企业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部或大部分职工自愿入股，实行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
（二）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
（三）保障出资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第六条 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企业职工应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新设立企业
第九条 新设立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职工股东应当不少于８人；
（二）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５万元；特定行业的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额，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有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要求的企业章程；
（四）有企业名称和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新设立企业，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文件，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一）申请报告；
（二）企业章程；
（三）职工股东劳动合作协议书；
（四）股东协议书；
（五）股东出资验资证明；
（六）登记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企业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名称和住所；
（二）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
（三）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四）企业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各类别股份数及其享有的权益；
（五）优先股股利率；
（六）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办法；
（七）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八）职工股东大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九）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十）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及其职权；
（十一）劳动管理、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规定；
（十二）企业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十三）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四）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经核准设立的企业，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依法到税务机关和银行办理税务登记和开立帐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组的企业
第十三条 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以下简称原企业）改组为企业，应当征得企业出资者、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及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并由原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批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申请改组的原企业，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改组方案；
（三）企业章程；
（四）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
（五）企业出资者同意改组的意见书；
（六）招股说明书；
（七）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五条 原企业改组时，应当在有关部门协调指导下，由原企业出资者、职工代表及有关人员组成清产核资组，清理原企业的债权、债务。
第十六条 原企业改组时，应当聘请具备合法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原企业的各类资产进行评估，并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进行产权界定。对产权界定有争议时，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有关部门协调解决。资产评估报告和产权界定报告须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集体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十七条 企业应按国家、省、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做好改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工作。
第十八条 原企业改组时，原有的奖金节余、工资储备基金，可以采取下列三种办法处理：
（一）转入改组后的企业，继续用作支付原企业职工的奖金和工资；
（二）划归职工个人所有，并折成个人股份投入企业；
（三）转为职工集体股。
第四章 股权设置
第十九条 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或者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
以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其金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３５％。
第二十条 原企业占用的土地，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可以由企业继续租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经依法批准后，可以土地使用权向企业投资入股。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可根据需要设置下列股份：
（一）职工个人股，指职工以个人财产或者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投入形成的股份。职工个人股归职工个人所有。
（二）职工集体股，指原企业改组设立时认定为原企业职工共有财产折股或新设立时职工共同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归全体职工所有，由企业职工共同选举的代表行使股权。
（三）法人股，指改组设立时原企业净资产折股或新设立的时法人单位投资所形成的股份。
（四）需要设立的其他股份。
职工个人股与职工集体股之和应占企业总股本的５１％以上。
第二十二条 原企业改组时，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折成股份的，可按下列方式处置：
（一）股权持有：
１、国有股权由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的企业法人持有；
２、集体股权由集体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有资格行使集体资产出资者职能的企业法人持有；
３、属集体企业改组的原属联合经济组织和社区经济组织所有的资产，继续由该经济组织持有其股权。
（二）由本企业职工一次性或者分期出资购买。
（三）用职工集体股的收益购买，转为职工集体股。
第二十三条 原企业改组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原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可以不折成股份，采取资产租赁形式，由企业按照租赁合同在规定年限内向出租方缴纳包括资产折旧费和使用费在内的租金，租赁期结束，其资产即归企业所有。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可根据股权和收益分配程序的不同设置普通股和优先股。只设置一种股权时，只能设置普通股。企业设置优先股时，应在章程中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可在企业章程中规定职工认购股份的数量和认购股份数量的最高和最低限额。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向所有出资人签发股权凭证，不发行股票。
企业股东不能退股，但可以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在企业内部股东之间转让其股权。
法人股可以按照企业章程规定的条件进行转让。
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根据企业章程的规定收购职工股东的股份：
（一）职工股东死亡的；
（二）职工股东退休、调离、辞职的；
（三）职工股东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开除的；
（四）企业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
企业收购的股份，应出售给企业职工或作为职工集体股。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八条 企业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
职工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报告；
（二）审议批准企业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三）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四）选举或罢免董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五）选举或罢免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六）对企业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七）修改企业章程；
（八）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九条 职工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五）、（八）
项规定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职工股东大会的职工股东过半数通过。
对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四）、（六）、（七）
项规定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采取一股一票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职工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职工股东大会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召集。
职工股东大会应当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１０％以上的职工股东请求；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认为有必要；
（三）监事会提议召开。
股东有权查阅职工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
第三十一条 企业可设立董事会，作为职工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向职工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召开职工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职工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审议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四）审定企业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五）制订企业增、减注册资本的方案；
（六）制订企业分立、合并、终止的方案；
（七）聘任或者解聘包括总经理、会计主管人员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八）制订企业章程修改方案；
（九）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１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若干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具体职权由企业章程规定，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三十四条 企业设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职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二）提出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草案；
（三）提出企业经营方针和管理机构设置的方案；
（四）提出企业规章制度草案；
（五）提出企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提请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解聘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决定副总经理以下职工的奖励和处分；
（九）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五条 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设董事会，由职工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聘任总经理。总经理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向职工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十六条 企业研究决定本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订重要的规章制度、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邀请工会代表出席有关会议。
第三十七条 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变动注册资本、修改企业章程、企业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等涉及法人股股东权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法人股股东的意见，并邀请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有关会议。
第三十八条 企业在决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重大事项时，应提交职工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三十九条 企业可以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的人员组成、产生方式、任期由企业章程规定。监事会应当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以及企业经营者等管理人员行使监督职责，并向职工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设监事会，只设１至２名执行监事，执行监事的产生及其职权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四十条 企业应当对股权进行专门管理，由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管理和发放股权凭证，建立股权档案，登记股权变更，派发股息、红利等。
第六章 收益分配
第四十一条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依法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依法审查验证，并在职工股东大会开会前２０
日置备于企业，供全体股东查阅。
第四十三条 企业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企业亏损。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三）提取公益金；
（四）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五）按照企业章程约定的股利率，支付优先股股利；
（六）支付普通股股利。
企业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以并入本年度向投资者分配。
经职工股东大会同意，还可以在可分配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进行按劳分红，用于奖励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
第四十四条 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企业职工股东大会可以按下列四种方式决定具体用途和使用比例：
（一）用于按劳分红，根据每个职工不同的工作表现、劳动强度等因素以现金形式直接分配给职工或将分配的股利记入职工个人名下，由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人个股股本。
（二）用于企业对职工补充养老保险；
（三）兴办职工的集体福利事业；
（四）留作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集体股股本。
第四十五条 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配股利。
第四十六条 企业公积金主要用于弥补亏损，转增股本，发展生产等。
第四十七条 企业公益金主要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第七章 变更与清算
第四十八条 企业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董事会提出方案，经企业的职工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第四十九条 企业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企业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３０日内至少公告三次。企业合并前应召开债权人会议，签定清偿债务的决议。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担保的，企业不得合并。
企业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企业或者新设的企业承继。
第五十条 企业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企业分立时，应当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企业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１０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３０日内至少公告三次。企业分立前应召开债权人会议，签订清偿债务的协议。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担保的，企业不得分立。
企业分立前的债务按照所达成的协义由分立后的企业承担。
第五十一条 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五十二条 企业因解散、被依法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其他原因而终止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五十三条 企业财产按照下列程序清偿债务和费用：
（一）清算费用；
（二）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三）所欠税款；
（四）所欠债务。
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按照比例分配。
第五十四条 企业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分配给股东。
第五十五条 企业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新的经营活动。清算结束后，清算组织应当提出清算报告，经注册会计师验证后，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经职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企业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收入分配/财税法制创新/分配正义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引言
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已不仅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而且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过大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种状况将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1]在2010年、2011年“两会”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排在首位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在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问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质疑和反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这也是导致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维稳”压力不断增大的原因之一。从短期来看，权宜性的措施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远景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一般来说，在可供选择的路径或手段中，包括了经济、行政以及法律三种。其中，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能够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使得每个人都分配到更多的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各类主体的收入增加。这就属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的路径。利用行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分配的做法也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更早的年代里，通过行政配给来解决分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应该说，以上两种分配方式都具有其特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财富数量有限，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生产来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大量的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换言之，人们对分配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生产的关注。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则是对法律手段的忽视，在克服分配不公的手段上未能完成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因此，无论是现在已经着手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还是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应当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2]在诸多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制度中，由于财税法与作为财富分配手段的财政税收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其作用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财税法治与制度创新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财税法制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联系，能够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资源，与此同时，也为财税法的发展与创新设定目标。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价值探索
在经济学上，研究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民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初次分配，即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再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但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调节作用。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永恒的难题，原因在于分配的规则难以确定，而规则的背后则是价值的冲突。
（一）收入分配的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归纳
在人类的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可谓绵延不绝。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分配学说到近代西方经济分配理论，都明显体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关注。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指出，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在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全体居民均匀分配产品。[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主张实行平均的按需分配，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分配思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奠定了基础。[4]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爆发后的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逐渐有了务实的倾向。埃蒂耶纳·卡贝把平等理解为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平等。[5]德萨米认为，合理的平等应该是“实际的平等”，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按照需要来享受共同的产品。[6]圣西门的分配思想里开始出现了对平均分配的质疑和否定，提出了按照才能和贡献大小分配收入。[7]傅立叶也提出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才能进行分配。[8]欧文认为理想公平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9]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的核心是“平均”，这里既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贡献在于认识到分配差异过大的危害，而局限在于走向了极端的平均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极端平均的思想得到了纠正，而代之以“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要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理论的影响。“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恩格斯强调公平与平等的区别，指出公平分配并不意味着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分配遵循资本家按资本分配、工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准则，其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分配和平等分配出现了分歧。列宁把公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原则，肯定了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公平分配得以实现的前提。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把按劳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所采用国家调节、集中管理的模式来实践公平分配，在具有实践价值的同时，显然忽视了自由在分配中的作用，因而最终遭到失败。
在西方近代的经济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分配的目的旨在保障自由和权利。其中亚当·斯密和萨伊都强调自由与平等的同等价值，倡导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福利经济学认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但是其进步的一面体现在，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提出了“重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命题。罗尔斯主义明确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即公平”思想。他指出，分配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安排。在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的两个原则之中，差别构成了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认可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现代国家中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时必需的或是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11]
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与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上是一种民主化的分配思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尽管也提出公平分配，但是自由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通过对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分配理论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在价值的层面上，平均、平等、公平、自由、效率等若干价值要素的较量。
（二）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价值提炼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尽管一直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落后的分配方式尽管曾一度有利于经济恢复，却也隐含着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从1978年开始，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首先在农村被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的障碍，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收入，城市分配制度改革开始推进。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分配政策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分配政策的表述变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延续了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提出“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实践是沿着“平均－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路径展开的，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关系从“并重”的等量齐观到“优先”、“兼顾”的差别对待，再到“更加注重公平”。这既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也是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不断转换。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与制度中要寻找到使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与平衡能得以充分体现的“黄金分割点”。就目前来说，至少要做到要提高公平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即重视和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分配正义的内涵及其价值阐释
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无论是人类历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或理论还是我国收入分配的政策与具体实践，各类价值要素都在其中占据各自的地位。在这些价值要素中，“平均主义”显然是一种不够成熟或者仅在少数特定环境下才有意义的选择。相对而言，平等、公平、自由和效率常常成为令人们纠结的选项，原因在于这四种价值要素均内涵于正义的理念之中，并具有与之复杂的联系。例如，平等往往构成人们衡量是否正义的最直接的感受。自由甚至被视为是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12]不仅如此，自由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具体化为基本人权的内容。“在当今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法律都承认了公民的某些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权利、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和缔结合同协议的权利。上述权利往往得到宪法上的保护。”[13]当然，自由作为正义的内涵之一也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14]效率在正义的内涵中也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效率与正义从根本上讲不是相对立的价值。归根到底，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公平最能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而是最有效率的，非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不公平归根到底是低效率的。”[15]但是无论正义的内涵与构成多么复杂，它在实践中的最终表现为两类价值的冲突。如果用分类的研究方法来看，在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之中，平等和公平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以构成一类“价值组合”，它们往往依赖外在的力量干预才能达到。[16]而自由和效率也具有同质的一面，可以构成另一类“价值组合”，它们主要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从机制上来说，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协调方式只能是法律制度。可见，两类价值组合必然基于法律这一协调机制而融合成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形态，即正义的价值。而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曾把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并指出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17]在两类价值组合中，自由和效率更倾向于交换的正义，而公平和平等的正义更倾向于分配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显然具有对交换的正义进行矫正的效果。
正义作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需要具体的价值要素来支撑和实现。这些支撑性的价值要素所处的地位是决定正义如何体现的关键。上述两类价值组合都曾被认为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或最高价值，这说明两类价值组合都具有其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正义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修正，学者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因此，正义的内涵无非就是根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两类价值组合的权衡。但是“正义秉性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相反，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构成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遵守不同的正义规范的共同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定了正义规范性内容的范围。”[18]这就决定了正义的内涵需要通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来表达和实现，而这种社会机制就是法律。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历史上各学派争议不断，但是在收入分配的特定场景之下，“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机制中去把握。这样，正义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相对的无法确定，它犹如一道阀门或过滤器，处在社会的治与乱、国家的兴与衰之间，决定着国家权威的凝聚和流失。”[19]
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贫富分化的趋势也愈加严峻。以效率和自由的价值组合作为收入分配的正义内涵显然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中，效率和自由在正义内涵中的地位处于下降，而平等和公平的价值组合作为正义内涵的地位正在上升。故作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基本价值与目标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应该是强调平等和公平的正义规范性，并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与自由和效率均衡的状态。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公平价值的严重忽视，这一问题已经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偏离了正义的要求。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应该是重新评估我国收入分配中分配正义的内涵构成及其位阶，提高公平价值在分配正义中的权重。
二、财税法的分配正义观
作为价值范畴的概念，无论分配正义的内涵多么丰富和复杂，从实践的需要来说，分配正义必须是可以具体化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分配正义必须具有客观和确定的标准，这种标准表现为适合一定经济与社会客观条件的价值构成。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要追求的是强调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也就是“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正义观。只有在这一理念指引之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当性依据。同样，作为现代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法也在寻找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就中国财税法而言，这一探索经历了法律部门从综合到相对独立、学科体系从建立到趋向完善的过程。
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现有的部门法，而是一个采用独特划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与现有部门法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财税法学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正趋于完善。正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财税法摆脱了“征税之法”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诸多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
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财税法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律子系统。可以说，既是治国安邦的“为官之道”也是保护人民的“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应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依照法律掌控好政府的“钱袋子”。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