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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行使的若干问题
俞秋玮

　　撤销权又称废罢诉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权、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1。它与代位权共同构成债的保全制度。关于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只在第74条作了原则性规定。1999年12月1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虽就债的保全制度作了16个条文的解释，但其中撤销权仅占4条，有些问题很有可能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争议。本文试图就撤销权行使中不甚明晰的若干问题，与大家共同作一探讨。
一、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效力问题
　　《解释》第20条对代位权行使效力的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的“入库规则”。该规则明确代位权诉讼的效力只能及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而不能及于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对追回的债务人的财产需要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不享有优先受偿权2。而《解释》却赋予代位权的债权人有向次债务人要求直接受偿的权利。这一规定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追偿积极性，抑制其他债权人“免费搭车”的情形。如果说，代位权行使有一个维护债权人积极性的问题，那么撤销权行使同样存在债权人行使积极性问题，但是，《解释》对撤销权的行使效力并没有作出与代位权效力相同的规定，对此，该作如何理由?笔者认为，撤销权与代位权效力不能相提并论，《解释》没有规定本身反映了撤销权的非直接受偿性，撤销权的行使效力不能及于债权人，也就是说，债权人不能受领由第三人返还给债务人的财产。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理由：
　　(一)撤销权行使效力应严格于代位权。在代位权中，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本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只是代债务人之位，向次债务人追偿，次债务人就其既定债务向债权人清偿，对其利益并无大碍。而撤销权的行使则不同，它对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影响较大：假若无撤销权之因素，债务人向第三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只要双方合意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则是有效的法律行为。由于撤销权制度维护的重心在于保全债权人债权利益，当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危及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由债权人对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行使撤销权。如此，撤销权的行使涉及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处分自由，故撤销权行使效力应受到比代位权更为严格的限制。
　　(二)撤销权成立的后果是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自始无效3。根据无效行为处理准则，第三人应就取得之财产恢复原状，应当返还债务人，即由债务人脱离的财产复归债务人。此外，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制度的实质是为了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故自第三人处取回的财产应归属于债务人的一般财产，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应与其他债权人平均受偿，无优先受偿权。
　　(三)《解释》第19条、第26条就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诉讼费用作了差别规定：第19条规定了诉讼费的负担，而第26条专门就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其他必要诉讼费用作了规定。为此，笔者认为，第26条关于诉讼费用的规定正是蕴含了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对取回的财产无优先受偿权之意。这是因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要完成诉讼，同样需要投入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等诉讼成本，若行使撤销权之债权人能直接受领第三人处取回的财产，其利益尚能得到补偿；若不能直接受领，岂非既得不到任何利益，又要赔进诉讼成本?无疑会大大挫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积极性。现第26条就诉讼费用之具体规定，其用意显然就是要确保债权人收回诉讼成本。当然，如此规定是基于债权人无优先受偿权之故，否则，撤销权之债权人即可如代位权诉讼般得到利益补偿。
　　所以说，《解释》第20条对代位权行使效力的规定，专就代位权而言，撤销权不能适用该规定，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关于撤销效力所及范围问题
　　《合同法》第74条第2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里，“债权人的债权”是指全体债权人债权，还是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债权，没有明确指明。这就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撤销权的撤销效力范围是及于债务人处分的全部财产，还是仅以债权人保全的债权范围为限?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撤销的范围原则上应仅及于债权人债权保全的范围，对债务人不当处分的财产超出债权保全必要的部分，不发生撤销效力，否则，势必不正当地干涉债权人正当处分的自由。当然对于数个债权人起诉的，可并案审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撤销权的行使目的在于保全所有(全体债权人)一般债权，故撤销效力不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享有的债权额为限，而应以全体一般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限。第三种观点认为：设立撤销权制度的重要目的是限制债务人在清偿全部债务前实施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以保全所有一般债权人利益，对因债务人处分行为而减少的责任财产必须予以恢复，即复归债务人(“入库”)。至于第二种观点过于理想化，法院在确定债权总额时难度极大。鉴于此，债务人处分责任财产的行为应作全部撤销，财产也全部返还债务人。这样既解决审理难题，也不违背撤销权制度的创设目的。
　　笔者对第一种观点不能苟同。因为：1?该观点忽视了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为将来的执行作好准备4。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处分行为所危害的对象应是全体一般债权人，而非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也就是说，债务人责任财产清偿面向全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并无优先受偿权。但该种观点则将所恢复的债务人财产的责任局限于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显然与撤销权的设立目的和处理原则不符。提起撤销权之诉的债权人虽出于自己利益，也带有“共益”的一面，撤销范围不能局限于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债权保全的范围。2?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是不可分的整体，若撤销效力范围仅限于债权人保全的债权范围为限，即仅判决债权保全范围的那部分财产返还，势必将一个行为加以分割，从而产生由一个行为引起的一部分财产返还，另一部分不予返还的结果，不符合逻辑。3?撤销之诉具有既判力，及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5。若撤销的范围仅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保全范围为限，则余额部分仍需其他债权人再行提起撤销之诉，也徒增讼累。
　　比较第二、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比第二种观点易于操作，也不违背撤销权制度的创设目的。至于全部撤销是否会妨碍债务人处分自由的问题，笔者不以为然。因为，撤销权制度本身突破了传统的债的相对性原理，是对债务人处分自由的干预，就是说，债务人在依法清偿债务前，不得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如果债务人未清偿债务却处分减少了责任财产，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那么，法律对此作出全部撤销的干预，强制债务人首先履行清偿义务，显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交易。因此，全部撤销不是对债务人处分自由的干涉，恰恰是对债务人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处分行为的干预。但是，第三种观点明显与《合同法》第74条第2款规定不相吻合，就司法实践角度而言，显然无法采用。基于上述分析理由，笔者以为只能采第二种观点。然而，这必然要解决司法运作上的难题，就是如何确定全体债权人的债权额，即怎样才能确定债务人所处分的财产是在全体债权人的债权总额限度内?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并无类似破产债权登记的程序，确定债权总额只能赖于当事人举证。考虑到债权人举证的困难，在举证同时，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依职权调查取证。
三、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问题
　　《合同法》第74条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未予明示。有观点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期间，即合同生效以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在此期间，只要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或实施不正当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且对债权人构成危害的，债权人即可行使撤销权。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对行使时间的界定过于宽泛，因为在此期间，债权人的债权有可能是期待债权，而债权人对期待债权不能行使撤销权。理由如下：1?撤销权是一种附属于债权的权利，而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在其履行期间所享有的期待债权，并未实际存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即期待债权人完全可能存在瑕疵履行的情形，此时，若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势必给另一方当事人对该当事人瑕疵履行的抗辩权利造成损害。2?债权人在期待债权有效成立之前，双方交易尚未完成，则债权人的债权额为不确定数，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也就无从确定，因此，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否已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难以判断。既然成立撤销权的条件不具备，在此阶段赋予期待债权人的撤销权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3?疏忽了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如转移财产、抽逃资金等情形，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如果说撤销权一俟合同有效成立即可行使的话，那么对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如买卖合同的供方，在尚未履行完毕前，发现对方有恶意转让财产、逃避债务行为时，就意味着赋予了该当事人既可行使撤销权，又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双重权利，这显然不恰当。因为法律设计不安抗辩权就是基于保护先为履行义务一方的权益，为合同的履行加了一层保险，是确保债的信用而确立的权利。而债的保全是保障合同债务的履行，以实现债权。所以两种制度侧重点不同，不能同时行使。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先履行当事人利益，在遭受对方当事(下转第41页)(上接第35页)人不当处分责任财产危险时，该当事人可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来获取保护，不能适用债的保全制度。撤销权的行使时间应限定在债权人合法债权到期后，债权人在债权到期前不应行使撤销权。
　　四、关于债务人拒绝受领某种利益的行为能否被撤销问题
　　《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撤销行为包括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和有偿低价转让财产三种。这些行为均是与第三人有关的能产生法律效果的、以财产权为标的的、造成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危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那么，债务人拒绝受领某种利益，如放弃继承、拒绝赠与等拒绝财产增加的行为能否被撤销呢?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某种利益实际上也是处分其已取得的权利，若害及债权人，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撤销权行使的目的是恢复债务人减少了的责任财产，而不在于增加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况且任何人不得违背其意思而强制赋予利益是现代民法上的基本法律原则，因此，债务人拒绝受领某种利益的行为不得撤销。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第一，撤销权制度是为了防止债务人逃避债务，实施减少责任财产、危害债权人利益的不正当行为，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撤销权干预了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自由，出于防止债权人滥用撤销权考虑，撤销权的适用不宜过宽。第二，债务人拒绝受领的“增加财产”，本不属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换句话说，债权人在与债务人进行交易时，所承担的商业风险是基于债务人原责任财产基础，债务人拒绝受领增加的财产并未减少其责任财产、危及债权人利益。第一种观点倒是有转嫁债权人应承担的正常商业风险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债务人拒绝受领财产不会减损债务人的信用，也不会危及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故债务人拒绝受领某种利益的行为不得撤销。
　　
　　
　　注释：
　　1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83页。
　　2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18页。
　　3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93页。
　　4杨立新著：《关于合同法中的债的保全问题》，载于《法学前沿》1998年第二辑，法律出版社出版。
　　5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125页。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法医鉴定不适合医疗纠纷

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我们注意到一种情形在逐渐增多，即医患纠纷中患者不再主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而多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其目的有二：其一在纠纷中避开医疗事故鉴定进行法医鉴定;其二若鉴定医方有责任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而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一问题法院的认识也不统一，现简述一下我的观点。
医疗损害是病人罹患疾病求助于医生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损害，它不同于一般的人身伤害，因此以人身损害定义医疗侵权是错误的。医疗纠纷的案由应为最高院司法解释定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患方以人身损害界定本案由是错误的，案由的确定应以人民法院认定的为准，而不是以当事人界定的为准。
关于鉴定问题,我们在工作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法医鉴定与临床工作有较大差距。临床工作有自身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认识只有临床专家最清楚，法医虽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但属书本上的知识与缤纷复杂的临床实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法医鉴定不是医疗纠纷的最佳鉴定方式。
特别要强调的是：法医鉴定是在法医主持下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再由法医咨询其他专家或查找资料得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缺少临床大夫和专家的沟通，这种情形得出的鉴定意见有很大的主观性，加之被鉴定的临床医务人员不知道法医咨询的专家是谁，不能要求专家回避，因此我们说法医鉴定并不十分适合医疗纠纷。
从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来看《医疗事故鉴定条例》是审理医患纠纷的特别规范，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中就应维护其权威性和实用性，否则损害的将是法律的尊严。对于医疗纠纷，最高人民法早在2003年就已明确要求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赔偿和鉴定，任由当事人自行排除国家法律法规的使用是不恰当的。
综上，我认为由医疗行为引起的赔偿纠纷，适用《条例》进行审理是法律的本意，人民法院应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鉴定和计算赔偿。在明确责任的鉴定选择上，法医鉴定不是审理医疗纠纷的最佳鉴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