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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电车电杆安全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1996年7月2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96号令发布，1996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电车电相安全管理，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车电杆的安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公用事业局负责电车电杆安全管理工作。市公共电车公司负责电车电杆的日常维修、养护和专业管理工作。
市规划局会同市公用事业局负责电车电杆及其线网走郎的统筹协调和规划管理工作。
第四条 使用电车电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
电车电杆使用单位负有共同维护电车电杆安全的义务，必须服从电车电杆的安全管理、志业管理和规划管理。
第五条 使用电车电杆，按下列安全标准使用线网走廊：
（一）电车公司沿道路任意一侧架设馈线不超过4对，对地高度不低于8米，架设触线不得超过4对，对地高度为4．4－5．7米，并在适当位置架设相应的附属设施；
（二）电力部门可沿电车馈线道路另一侧架设10ＫＶ高压线一组，对地高度不低于10米，低压线不得超过一组，对地高度不低于9米，过街线对地高度不低于9米；
（三）电信部门可沿道路任意一侧架设集束电缆，对地高度不得超过5．5米，过街线对地高度不低于8米；
（四）广播电视部门可沿道路任意一侧架设集束电缆，对地高度为6－7米，过街线对地高度不低于8米；
（五）城建部门可沿道路两侧架设路灯绝缘线及相应的中灯设施，对地高度为7－8米。
第六条 因电车电杆的主度不够，影响有关使用单位不能按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使用网线走廊的，由市规划局会同市公用事业局统一协调，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确定临时走廊。
电车公司应当结合技术改造，逐步更新不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电车电杆。
第七条 为了保证电车电杆的安全使用，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城市公用设施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得使用电车电杆，确需使用的，应向电车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由电车公司组织可行性论证后报市公用事业局审查批准。
任何单位在电车电杆上架设或者改建线网设施，都应将有关技术资料和施工方案报市公用事业局审核，同时抄送电车公司备案。
第八条 电车电杆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对已经架设在电车电杆上的各类线网进行清理，并将有关处理意见报市公用事业局审核后组织实施，有关技术资料同时抄送电车公司备案。
第九条 电力变压器原则上不再在电车电杆上架设。过去已经设置的电力变压器，电力部门应当逐步迁移。未迁移前，电力部门和电车公司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采取技术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严禁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新增和迁移电力变压器的地点和位置，由市规划局按照城市规划和城市电网建设与改造规划，结合城市建设统一安排。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和支持。
第十条 禁止危及电车电杆及其网线安全的下列行为：
（一）在电车电杆基础安全范围内施工作业；
（二）在电车电杆及附属设施上挂晒物品；
（三）以电车电杆及基础作牵引、受力支点；
（四）盗窃、损坏电车电杆及其附属设施；
（五）其他危及电车电杆及其网线安全的行为。
第十一条 电车公司应当加强对电车电杆的日常维护和养护工作。
第十二条 电车电杆使用单位，应当负责各自网线的维修和养护工作，保障其安全运行。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当及时通知其他有关使用单位和电车公司按职责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第十三条 电车电杆受到毁损时，由电车公司负责及时修复。
电车电杆上架设的线网受毁损时，由其使用单位负责及进修复。
电车电杆使用单位有以依法追究造成电车电杆或者线网毁损的责任者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迁移电车电杆的，由建设单位依法分别向电车公司和其他共用单位负担电车电杆及其线网的迁建费用。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公用事业局责令有关责任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公用事业局依法强制拆除，并对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处以限额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市公用局事业责令停止侵害或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公用事业局依法亿制排除危害，并对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处以限额以下的罚款。
盗窃、破坏电车电杆及其网线和附属设施，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市公用事业局责令有关责任单位限期改正。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民事侵权行为，依照国家民事法律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市公用事业局依照本办法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公用事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6年8月1日起施行。




1996年7月28日
农民的表达何时无障碍

杨涛


央视面对面栏目近日报道，河南农民王幸福自2002年11月起，自费秘密调查宜阳县230起暴力征税事件，这些暴力征税事件中有75名群众被打伤，但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县里也针对征收农业税中的违纪行为调查完毕，对农民的罚款和扣押物品全部返还，处理了一批违纪责任人。
笔者注意到，王幸福在完成其关于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的调查报告后，根本就没有向县、市有关部门反映，而是直接就寄往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当他出名后，他对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屑于向乡干部反映，而是直接就找县长。王幸福的这些行为用时髦的话说，其实就是上访行为，那么，明明可以反映的渠道，王幸福和类似王幸福的农民为什么不反映，而一味要向上反映呢？
这种反映在政治学上讲就是一种关于自身利益一种表达和诉求，在现在来看，农民这种表达和诉求，越来越来趋向集中于向高层，这无形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在地方尤其是级别愈低的地方农民的表达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这种障碍表现为，首先是无法表达，一些地方的政府习惯于旧的思维，喜欢“一言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容他人说不，因而，千方百计压制农民的表达，不准农民说；其次是表达无效，当农民向乡、县的政府表达时，其实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这两级政府制订的，他们本身就是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农民的表达被看成是一种无理对抗的表现而不予理会，当农民向乡、县的人大、司法机关表达时，这些司法本身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自身受到程度不同的控制，农民的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正因为农民在很多情形下在地方无法表达、表达无效，因而他们就不愿向地方的国家机关表达，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宁愿花费更大的成本要向上一级政府表达，因为在更上一级政府中，他们能寻求到对表达的尊重和表达的有效。循着这个思路，我们也能理解有些农民为什么要上书媒体和在闹市上演“跳楼秀”，也许是他们认为在面对国家机关的制度内表达已经无法表达或表达无效时，他们只好寻求这种社会性的表达以求引起国家机关的重视。
因而，我们在研究上访增多的现象增多的原因时，在提出防止上访增多的对策时，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在地方上出现的表达障碍的问题。如果农民在地方上出现的表达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上一级政府表达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对上访一味地围追堵截并不可取，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在表达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如果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成问题或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出现偏差在地方上有其他机关具有来纠错功能，农民在地方上的表达没有了障碍，上访至少也能较大幅度地减少。
这就首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的自觉性，确保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不在地方打折。同时还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关系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听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制止矛盾于未然，在发生纠纷与矛盾时，要让群众充分表达，并尊重他们的合理表达意见。其次，要增强地方人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要让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对政府不当行为纠错功能，让农民感受到公正与公平，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和感受表达有效果。再次，要畅通地方媒体及其他社会机制给予农民表达的机会，当他们在制度内表达不畅时，还能在制度外得以充分表达。总之，能让农民在地方上表达和在制度内表达就要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尽可能地减少向上表达与制度外非理性的表达。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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