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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者维护技术秘密权有关问题探讨

武合讲


摘要：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是其技术信息，植物新品种技术信息的载体是其繁殖材料。保密的植物新品种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技术秘密的秘密性受多种因素影响，育种者必须采取合理措施对植物新品种的技术信息予以保密。侵犯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权利人可依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予以保护。

关键词：遗传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秘密


　　育种者对选育的植物新品种享有知识产权。育种者对不同状态的植物新品种享有不同的知识产权，对不同的知识产权应采用不同的方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申请专利权保护，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属或者种的植物新品种可以申请品种权保护，经审定通过的植物新品种可以其他科技成果权保护，处于秘密状态的植物新品种可以技术秘密权保护。利用专利权和品种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保护育种者的品种权益，作者业已论述 。本文仅就如何利用技术秘密权保护育种者的品种权益，予以探讨。

一、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权利属性。

　　植物新品种属于技术成果。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成果属于技术秘密。技术秘密属于商业秘密的一个种类，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对技术秘密的权利属性作出了规定。首先，技术秘密是通过权利人自己保护的方式而存在的权利，权利人并不具有排他的独占权。基于这种特性，不同的权利主体可以同时拥有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秘密；在没有法定的、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未提出保密要求的情况下将技术秘密告知他人时，倘若他人仍将技术秘密保持在秘密状态，该技术秘密仍然不丧失；不论什么原因，一旦技术秘密公开，其权利即告终结。其次，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只有在法律规定技术秘密保护制度时，才存在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再次，技术秘密必须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特定条件的技术信息才可以成为技术秘密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将这些条件规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是技术秘密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秘密性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价值性是指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保密性是指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是指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
　　植物新品种在农业生产中具备实用性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即具有价值性，是育种者和种子经营者以及种子使用者等众所周知的道理，本文不予论述。实践中困惑育种者的是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构成和如何采取合理的措施对其予以保密，本文仅对此予以探讨。

二、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客体。

　　不同植物品种之间性状表现的差异性，是由不同植物品种含有不同的基因型，不同的基因型承载不同的遗传密码，不同的遗传密码表达不同的遗传信息决定的。可以说，生物领域的遗传信息，就是法律领域的技术信息；植物新品种表现的遗传信息，就是育种者所追求的技术信息。遗传信息的载体是植物新品种所含有的遗传密码，遗传密码的载体是植物新品种所含有的基因，将植物新品种所含有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的是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所以，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种技术信息的载体。
　　杂交种的遗传信息的载体是杂交种的亲本，杂交种是以亲本配制的，亲本是产生杂交种的繁殖材料。常规品种遗传信息的载体是种子等繁殖材料。保护好杂交种的亲本和常规种的繁殖材料，就保护了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
　　性状分离规律和基因重组规律，既决定了常规种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具有不可再现性，又决定了杂交种新品种的遗传信息具有不可复制性，还决定了杂交种的亲本和常规种的育种材料所承载的遗传信息不可能利用反向工程获得。没有常规种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即使知道其选育方法、世代和特征特性，也不可能再选育出常规新品种；没有杂交种的亲本，即使知悉杂交方式和杂种制种技术，也不可能配制出杂交种；所以，植物新品种的育种技术和育种方法不是植物新品种遗传信息的载体，更不是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育种技术和育种方法是否保密，不影响植物新品种遗传信息的秘密性。

三、影响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因素。

　　技术秘密秘密性的核心是该项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正确理解“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含义，是认定植物新品种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技术秘密的关键。

（一）技术秘密的相对性。

　　法律规定的技术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除不为公知外，还包括非不正当手段不能获取。包括两重含义:其一，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不是指育种者是唯一的知悉人。即并不是指除育种者外所有人都不得知道，而是指除了育种者以外还允许其他一部分人知道。育种者因特定目的在特定范围内向特定的人员公开技术秘密，比如向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提供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向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提交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向单位内部负责组织管理工作、为物质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公开。因上述接触者都有义务予以保密，所以这种有限的公开并不会导致竞争对手能够籍此轻易获得植物新品种的技术秘密，不会影响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成立。其二，一项信息要构成技术秘密，不仅要处于一般的保密状态，而且获得该项信息要有一定的难度，这样才符合技术秘密的秘密性要求。
　　技术秘密的秘密性是相对的。技术秘密可以为特定的人知悉，但绝不可以让不特定的人知悉，否则技术秘密就不存在。特定的人是指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包括：一是育种单位内部接触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员工，员工要与育种单位有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二是与育种者约定承担保密义务的有技术合同、协作协议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三是因法律法规等规定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如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未经申请者同意，不得以非品种试验目的扩散申请者申报品种的种子；植物新品种审查机构及其审查员以及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及其人员，对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负有保密的责任，应当防止繁殖材料丢失、被盗等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不得更换检验合格的繁殖材料；四是因行为的性质决定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如在学术研讨会、成果鉴定会、法庭庭审中知悉技术秘密的专家、学者、鉴定人、法官、律师等。

（二）申请品种审定和申请品种权对杂交种秘密性的影响。

　　杂交种申请品种审定时，只提供杂交种种子，不提交杂交种亲本的种子。因审定机构得不到杂交种亲本的种子，故品种审定不可能造成杂交种亲本的扩散。即使发生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以非品种试验目的扩散申请者申报杂交种种子的事件，也只能造成少量杂交种种子的流失。由于没有杂交种亲本，任何人都不可能配制出大量的杂交种种子用于经营，所以品种审定不可能影响杂交种技术秘密的秘密性。
　　尽管杂交种申请品种权时，要求提供的繁殖材料要有杂交种亲本的种子，因为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对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负有保密的责任，应当防止繁殖材料丢失、被盗等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不得更换检验合格的繁殖材料，所以申请品种权一般不会影响杂交种技术秘密的秘密性。

（三）申请品种审定和申请品种权对常规种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影响。

　　常规种申请品种审定和申请植物新品种时，都应当提供种子。因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以及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及其人员，都有保密义务，所以一般不会造成常规品种繁殖材料的扩散，不影响常规种技术秘密的秘密性。

（四）发生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丢失、被盗等事故，对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影响。

　　发生申报、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丢失、被盗等事故，或者在品种试验、品种示范等环节中被他人窃取育种者繁殖材料的，如果侵权人尚未向外扩散（如仅仅是窃取人自己使用）的，该技术信息仍具有秘密性；如果侵权人采取公开销售等方式公开披漏了该技术信息，其秘密性就丧失。
　　如果在品种试验过程中发生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以及品种权申请过程中的保藏中心和测试机构及其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以非品种试验、非新品种审查目的扩散了申请者申报、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的特殊情况，新品种的技术秘密性也就丧失。

（五）公告对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影响。
　　法律规定审定公告和品种权申请公告，应当公告杂交种的亲本组合和常规种的亲本血缘、选育方法、世代、特性描述。公告上述内容将造成杂交种的制种技术和常规种的育种方法不能保密。因为制种技术和育种方法不含有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杂交种的亲本和常规种的繁殖材料才是植物新品种遗传信息的载体，杂交种的亲本和常规种的繁殖材料不可能自审定公告和授权公告等公开的领域获得，所以，公告植物新品种的育种方法和杂交种的制种技术，并不影响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秘密性。审定公告和品种权公告，只能使植物新品种成为“已知植物品种”，而不能使公众掌握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及其遗传信息，没有杂交种的亲本或常规品种的繁殖材料，任何人都不可能配制或繁育出植物新品种，所以，审定公告和品种权申请公告不影响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的秘密性。

（六）广告对植物新品种秘密性的影响。
　　　　　　　　　　　　　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和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者，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法律及法律职业的尊严与公信力，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本文以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作为出发点，从而引申出了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培植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因素，最后提出了培植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几点建议。论文主要参考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自己对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一点看法。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孙晓楼先生曾在其《法律教育》一书中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他还说：“只有了法律知识，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孙晓楼先生的话道出了职业道德对法律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是维护法律职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么法律人才的法律职业道德如何培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论理作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却常被混淆使用，划清二者的界限有助于我们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关于二者的区别，我同学者沈忠俊在其《司法道德新论》中说道：“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包括了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和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其含义要广于法律职业伦理。”学者孙笑侠还将二者从实质层面和主观层面进行了区分，认为：“关于法律职业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是职业伦理；关于法律职业人就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法律职业道德问题。”
　　我们主张从义的角度将法律职业道德分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前者属于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要求，具有客观性，后者属于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品性，它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
　　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也就是说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当然也不例外，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形成，正如韦伯所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引用韦伯的话旨在说明，任何职业，因其是人们长期从事的，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社会活动，有着独特的职业责任的职业纪律，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法律职业要求法律职业者有独立的地位和威信，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职业者可凭个人的主观喜好来决定案件，而是要受客观规范的制约，如法律职业道德准则。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现实必要性
　　韩国文在其《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中说：“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是全民道德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检察官作为法律人，其职业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职业道德发展好坏的标尺，还是促进我国以德治国方略得到落实的保障，因此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也就相应地成为重点，而不是盲点，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对检察官职业道德培植的必要性认识还不足，表同在多数法律院校没有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而且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研究的人也很少，司法腐败，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现象在我国层出不穷，而美国的司法官员极少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在公众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司法行为准则”的约束是不无关系的，对于这一值得借鉴的方式，面对我国司法人员诚信缺失，遭受人民怀疑的社会站位，检察官是否应站在自己的角度做良心的反思呢？
　　二、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内容
　　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根基，有学者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当法律不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那么法治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而如果法律不被法律人所信仰，法律也就名存实亡，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法律威信的捍卫者的检察官，如果不信仰法律，仅凭其喜好来决定案件，其捍卫法律尊严与威信的宗旨不就是个幌子吗？法律的威信何以存在呢？作为寻求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检察官，应正确把握法律、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确认的价值尺度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而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法律信仰。正像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所说：“法律是以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郭春涛在其《论法律人职业道德构成要素及生成环境》中说：“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的认识，理解和领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现，是对法律的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信仰是人们认为正确并坚定不移地始终追求的一种理念，检察官只有具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操守和独立性，可以这样说，检察官的法律信仰及其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互为因果，检察官对法律终极价值的追求，带动其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有了这种动力的推动，检察官才能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获得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写道；“而法律信仰，法律至上意识则表现为更纯粹的法律理性，渗透于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活动，并抵御个人偏见与个人偏执的侵袭。”为什么会存在司法腐败？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些法律人没有法律信仰，不具备法律至上意识，致使法律的崇高价值受到严重贬抑，而权力与人情得以凌驾于法律之让。我们认为，只有在检察官的内心树立一种法律至上的信念，忘记人情与权力，推崇法律的价值，凭内心的确信作出公正的决断，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
　　我国学者郭春涛说：“法律人的崇高的道德形象来源于科学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由于检察官担负着实施法律，维护正义的重大职责，因此社会对检察官寄予崇高的期许，这就要求检察官具有高度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言行上维护检察官的形象，正因为检察官所具有的崇高形象，才保证了其决断的公正性，反过来又加强了检察官的自律意识和对公正的追求，可以这样说，正是社会的信任与检察官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步。
　　因为法律是面向社会的，要求检察官具有社会责任感，并使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责任感相融合，这是检察官职业行为与活动的道德支撑点，张俊华在其《法律职业内在道德规范解析》中提到：“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他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官应如何选择？解决这些冲突需要深厚的学养所孕育的法律智慧”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催生的道德勇气。”
　　公正的司法来源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又与法律人的独立互为表里。正如美国享利，卢米斯能言：“在法院作出决断的瞬间，被别人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权力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院就不真存在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要让它的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真心存在，而非虚设，那么必须赋予法院独立审判权，并保障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客外界的任何干预，就我国的检察官制度而言，在确立司法独立的条件下，要求检察官在人格上也独立，强调检察官在作出案件的决断时只服从法律的良知。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正是个人的美德，然而对于法律人来说，公正是其基本的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作为法律人的检察官也是如此，缺乏公正意识的检察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检察官，检察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中立、公正，不得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生任何关系，不得将个人的爱好，憎恶偏见带入司法审判过程，同时要求检察官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
　　四、影响法律职业道德培植的因素及建议
　　检察官的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门部分，没有职业道德的精神支撑，不可能建设成一支健全的，合格的检察官群体。而当今，法律人正陷于严重的诚信危机之中，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运用者，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构筑者，其诚信是不应该被怀疑的！人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出现如此普遍的职业道德问题仅仅是法律人的自身素质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深层次的因素？从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文化因素，公民法律素质，以及检察院体制建设因素都对检察官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