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顺位建构
——基于“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考量
□林一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做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1]
韩长印教授曾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破产分配顺位的思路：[2]其一，以权利产生过程中的自愿与否以及自愿的程度大小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国家税款——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其二，以权利主体对风险的负担能力或者分散能力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国家税款——社会保障费用——职工工资——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
但是，侵权债权显然具有再次类型化的基础；不加区分地将侵权债权笼统置于某一个受偿顺位，不利于公平理念的实现，也有悖于制度安排妥当性和科学性的宗旨和目标。在“三鹿破产案”后，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人身侵权债权作为独立的债权类型优先于交易债权受偿。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同时认为，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作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一、侵权债权类型化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分类
（一）公平的正义：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将侵权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离出来并使其置于相对优先的受偿地位，总体上，是基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的考量。当然，在面对侵权责任的讨论时，不可避免对矫正正义的关注。但在破产分配制度中，论及侵权债权人的保护，目的不是为了在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确定或分配侵权责任，而是在侵权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确定利益分配关系。鉴于破产制度是一项确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分配正义）理论更能满足对该问题探讨的需要和该制度设计的需要，并作为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就公平的正义理论作为破产分配制度的基础而言，最有价值的主要是用来调节社会和经济分配的“差别原则”。当然这种差别原则是建立在第一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之上，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据此，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也就是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是公平的正义理论的重要特色。而在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建立优先规则则是该理论的重要价值体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规则）：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形：（1）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2）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第二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也有两种情形：（1）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2）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我们可以发现，在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突出了对于自由和机会的平等保障，强调由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不管这种有损于自由的交易多么有利或将带来的社会利益多么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被限制。[3]（P8）
在公司组织行为过程中，存在诸多与公司利益产生利害关系的主体，弗里曼将他们定义为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根据这样的定义，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股东、经营者、金融债权人、一般的交易债权人、劳动者、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等。显然，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关系并非处于同一阶位；他们对公司控制和影响所呈现出的明显差别性，将决定其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股东、经营者和金融债权人居于与公司关系的核心层，尽管仍旧存在契约的不完备性（事实上，这普遍存在于各类利益相关者中），他们对于公司信息的掌握是相对完整准确的，或者说他们有能力获得相对完整准确的公司信息，这使他们在对公司的关系上可能分配到更多的权利并承担更多的义务；一般交易债权人和劳动者有机会与公司建立较为内部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机会以自身的能力获得公司的内部性信息，但是，这种机会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而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不包括机构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包括社会，则完全处于公司的外围，除了依赖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对公司的组织行为作出判断外，别无选择。正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在与公司关系中具有不同地位的基本现实，许多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的角度重新定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例如，莱尔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并因此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以参考的途径，因为利益相关者专用性资产的存在，利益相关者也就可以根据其资产的多少和它们所承担的风险来获得企业对其利益的保护，这样，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也就有了依据。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公司破产分配领域，并且遵循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使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就会发现，越是那些在与公司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公司并从中获得利益保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公司破产时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反，越是那些在与公司的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没有能力影响公司反而可能承受公司行为不利后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破产分配时获得更大的利益支持。仅从这个意义上，公司破产时的分配顺序也许应该是：消费者、公众投资者、社区或社会处于第一优先的顺位，一般交易债权人、劳动者处于第二优先顺位，股东、经营者以及金融债权人应居于最后。
当然，从差别原则——“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角度，我们还要综合考量“最少受惠者”以及他们的“利益”所在，但是无论如何，消费者、一般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例如，环境或其他受公司侵害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秩序）都应该是相对优先的考虑，特别是他们虽然有时以合同的方式与公司建立联系，但更多时候是因为遭受公司不法行为的侵害而与之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明显非出于受害人的自愿。
不考虑侵权债权产生的非自愿性（不自由），将之与其他自愿债权人同等对待的破产分配规则，不仅违反了一系列重要且基本的法律价值，也丧失了正义的基础。[1]虽然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与这个规则有关的整个制度不正义——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个制度的一个或几个规范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制度本身却不是这样；或者可能某一种制度是不正义的，而整个社会体系却并非如此。[3]（P44）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可能抵消其不正义的规则或制度，就会破坏整个制度的正义性。正如侵权债权人在各国的破产程序中虽然处于不利的受偿地位，但是，这种不利的受偿地位并没有普遍性的损害侵权债权人的利益，原因是有其他的可以抵消其不正义的制度存在；如果缺乏这样的抵消制度，那么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或者建立相应的抵消制度。[1]而将侵权债权与交易性债权相区分并承认其具有独立的破产分配地位是这样做的基本前提。
（二）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
在确定破产分配顺位规则的意义上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化，与旨在确定加害人的责任并给予受害人救济的侵权损害赔偿类型化相比，其标准显然会有所差别。后者更关注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以“过错”为核心。而前者因以“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利益”为目标，因此，以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为核心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划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并进而将其作为受偿顺位安排的基础，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从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角度，可以将侵权行为分为人身侵权行为和财产侵权行为。前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性权利，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等，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人身侵权债权人；后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以外的财产性权利或利益，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财产侵权债权人。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类型划分对于破产分配顺位的确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侵权损害赔偿的结果都是以金钱来填补损害，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财产侵权而言，损害能够得到充分的填补，而对于人身侵权而言，只是填补了因为遭受损害而产生的有形财产损失，至于对人身所造成的不可回复的伤害和痛苦，即使在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也无法弥补。另外，在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角逐中，必须承认人身权具有至高的保护价值。虽然在自由、平等、安全的价值体系中，人们所追求的不只包括人身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也同样包涵财产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但是不可撼动的是，生存权是人最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自《魏玛宪法》以来，1945 年《联合国宪章》、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国际人权公约》等都在强化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保障人的生存权、社会权构成了“20 世纪宪法最基本的重要特征”。[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以财产罚代替人身罚或自由罚。因此，从破产分配制度的角度，如果受害人仅仅遭受财产而不是人身性损害，那么在受偿时，应让位于人身侵权债权。正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对于最少受惠者（弱者）的偏爱，我们在对侵权债权的受偿顺位进行重新架构时，必须深入观察和比较不同类型的侵权债权与其他类型债权在权利实现方面的能力，避免失去客观和公正。因为破产制度是一项具有多元价值目标的社会分配制度，不论其他国家对破产分配顺位做出何种安排，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二、人身侵权债权的特别优先受偿地位：相对于职工债权
三鹿奶粉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该赋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在破产分配时给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于财产侵权债权人或者税收债权人以及一般交易债权人以更优先的保护，那么应该承认那是一个需要弥补的制度性缺陷。但是，人身侵权债权与同样具有生存权价值的职工债权或者具有生存权之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险费用债权相比，是否同样具有优先性，抑或更加优先，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解构职工债权
在探讨人身侵权债权是否具有优先于职工债权的正当性之前，需要先剖析一下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第 1 项所规定的职工债权的具体内容和属性。作为处于第一受偿顺位的职工债权，它实际包含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与职工有关的债权：工资债权、工伤债权、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债权以及劳动补偿金债权。
工资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应付而未付的工资总额。通常情况下，工资是对职工已经付出的劳动的对价，工资债权是职工基于劳动合同而享有的合同债权。
工伤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应付而未付的所欠工伤职工的医疗、伤残补助以及抚恤费用。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职工遭受职业病或工伤事故时，除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救济外，用人单位也要相应承担一部分支付义务。在用人单位未支付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就要由用人单位支付。虽然“工伤保险待遇费用”一词并没有反映在《企业破产法》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扩张解释为“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后者的范围明显宽泛于前者。工伤债权是工伤职工基于工伤事故侵权而享有的债权，应归属于人身侵权债权的范畴。
关于对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的暂行办法
湖南省中共长沙市纪委 长沙市监察局
中共长沙市纪委 长沙市监察局
关于对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的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严肃纪律，确保政令畅通，促进我市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长沙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按照本办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条有下例政令不畅的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对市委、市政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环境方面的决议、决定和指示阳奉阴违、顶着不办，造成严重影响的；
(二)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制止不力、隐瞒不报、压制不查以及直接管辖范围内出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案件的；
(三)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的事项和案件拒不办理，敷衍塞责，处理不到位的。
第五条在执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非法查封、扣押、冻结、划扣、没收生产经营者财产的；
(二)用威胁或者要挟手段敲诈勒索生产经营者财物的；
(三)对生产经营者进行殴打、体罚、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或采取其他方法侵犯人身自由，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
(四)非法侵入或非法搜查生产经营者的住宅和经营场所的；
(五)使用或损毁、丢失扣押的财物，或逾期不作出处理，给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失的；
(六)受利益驱动，超越管理权限和管辖范围，违规办案或插手经济纠纷的；
(七)为谋取本单位利益，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对应当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的案件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党纪政纪处分的。
(八)对各类资源权属、折迁安置、劳动争议等纠纷及行政复议不依法受理、裁决的。
(九)执法不公以及违规传唤企业厂长(经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执法不到位或严重失职，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六条在办理行政审批、登记事项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擅自设置行政审批、登记项目或将登记备案变为行政审批的；
(二)继续执行已经废止或撤销的行政审批、登记的；
(三)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强制进行行政审批前培训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超过规定时限拖延不办、效率低下的；
(五)无法律、法规依据，将行政审批及资格、资质认证作为企业注册登记前置条件的；
(六)未按规定公布办证程序、办证条件、办证时限、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投诉办法的；
(七)违反规定，制定保护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文件或规定，给经济发展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第七条有下列增加生产经营者负担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向生产经营者摊派或变相摊派、索要赞助或无偿占用其人财物的；
(二)强制生产经营者接受指定服务，从中牟利，或将应由生产经营者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三)在公务活动中通过中介组织向生产经营者进行收费的；
(四)强制生产经营者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和不必要的检查评比的；
(五)强行向生产经营者拉广告，违反规定强制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等的。
第八条不按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没有合乎规定的检查通知书，擅自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
(二)对同一企业一年内进行多头多级重复检查，造成恶劣影响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接受被检查企业的馈赠、报酬、福利待遇的；
(四)在被检查企业报销费用的；
(五)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的；
(六)通过检查工作为本人、亲友或他人谋取利益的。
前款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受的被检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物品、报酬、福利待遇，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在被检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报销的费用责令退赔；参加被检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活动，责令退赔或者自行支付相关费用。
第九条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直至撤职处分：
(一)违反规定，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设置罚没处罚，或擅自改变行政事业性收费或罚没种类、幅度的；
(二)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机关已明令取消或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仍按原定项目或标准收费的；
(三)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和创收指标的；
(四)违反《收费许可证》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五)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或以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名义收取钱物，不出具任何票据的；
(六)违反罚款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收缴罚款的；
(七)对坚持原则抵制违法违纪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复的。
第十条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工程项目建设、特许经营权出让和政府采购等事项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应当招标投标或拍卖而未招标投标或拍卖的；
(二)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虚假招标、泄漏标底等违规行为的；
(三)违反规定批条子、打招呼、插手、干预、操纵上述事项的；
(四)在与业务单位交易过程及经济往来中相互串通，收取回扣、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礼品馈赠的。
第十一条建设工程经批准开工后，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阻挠、破坏施工的，或煽动、纵容、默许亲友乡邻滋事，强揽工程、强装强卸、侵害建设投资方经营自主权的，对组织者、煽动者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对其他参加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其中认真检讨并有悔改表现的，可免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直至撤职处分。
第十二条在治理公路、水上“三乱”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一)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在公路、水路设置任何形式的检查站、收费站的；
(二)违反规定在城乡道路上拦车检查、罚款、收费的；
(三)在公路控制红线以内或者城市入口处设置强制性车辆冲洗站，拦截过往车辆强制冲洗的。
第十三条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办理生产经营者的公务活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生产经营者的财物，占用生产经营者的财物归个人使用或进行营利活动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四条对其他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需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也应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对违反以上规定，但情节较轻，可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可视情况给予警诫或组织处理。
第十五条本办法中已明确规定给予党纪处分但未明确给予政纪处分，或已明确给予政纪处分但未明确给予党纪处分的，在执纪时，按照省纪委《关于当前执纪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省纪委湘纪办[1995]11号文件)第五条执行。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一)主动承担责任或纠正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检举他人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其他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情节的。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或加重处分：
(一)对所犯错误纠错不力或顶风违纪、屡教不改的；
(二)对检举人、证人及管理相对人打击报复的；
(三)有其他从重或加重处分情节的。
第十八条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行政执法考核或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九条单位和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现上述违法违纪行为的，均可向各级行政主管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中共长沙市纪委、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2002年4月5日起施行。
